延續第58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台灣館「3x3x6」的合作，鄭淑麗帶著她籌備以久的長片《UKI》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進行台灣首映，本片是導演14年來對病毒愛、生物駭客、酷兒藝術探索的顛峰之作。映後由北美館館長王俊傑擔任主持人，藝術家鄭淑麗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孫松榮教授進行對談。
自2009年起，鄭淑麗開始發展「UKI」創作計畫，其延伸多樣的創作型態，發佈於不同的藝術場所。本片是鄭淑麗《I.K.U》最新續集，結合遊戲引擎、3D影像、真人實境等形構出一部另類實境電影。截至今年為止《UKI》作為劇情長片，已在各大電影節與博物館展出(9 月於巴黎龐畢度中心、11 月於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映演)。
| 鄭淑麗如何解讀自己的電影，如何定義《UKI》的類型
藝術家也是電影導演的鄭淑麗自己本身是學電影出生，在機緣巧合下創作了錄影藝術、裝置藝術，開始了藝術家身份。她的第一部長片《Frash kill》在1994年的紐約拍攝，當時她已嘗試過不同媒介、形式創作，因此在拍攝時，她自我思索:為什麼我堅持要繼續拍電影?她的答案是電影和其他創作媒介或美術館等場所展示所接觸到的觀眾是不一樣的，電影能將她想傳達理念帶給更廣泛的大眾。過去曾有評論者將她的影片定位為實驗電影，但鄭淑麗對於此看法並不認同，她認為實驗電影更多著重的是影像媒體本身，而她的創作往往是跟著科技的發展，現下有什麼新的科技適合於她的想法，她就嘗試運用該媒介創作。
鄭淑麗的電影一直跟社會政治、議題有關，當她需要為作品定義時，發現沒辦法為自己的影片確定是一部紀錄片、劇情片或是實驗影片等單一的類型，因此她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類型，例如她將《Frash kill》稱為「網路多疑電影」（cybernoia film），後來拍了「賽博龐克」電影《I.K.U.》，一直到《UKI》，鄭淑麗苦惱不知如何界定該片，因為影片裡有科幻(sci-fi)，病毒在影片裡是很重要的角色，3D動畫也佔很大的比例等，最終鄭淑麗稱《UKI》是「科幻病毒另類實境電影」(sci-fi viral alt-reality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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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I》是鄭淑麗對當代狀態的回應
孫松榮教授分享他看鄭淑麗的第一部電影長片《Frash kill》到現在的《UKI》，他會把鄭淑麗的影像以「政治電影」來討論，《UKI》給他最大的驚訝是這部影片其實是一部「動畫片」，因為內容有超過70、80%是使用動畫、數位後製來呈現故事，只有少部分是真人演出。整部片可分為四個空間來解讀，第一是非洲大陸的電子垃圾掩埋場，第二是咖啡廳外IMAX電子看板，第三是借用了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兩幅繪畫為佈景的咖啡廳與房間，第四是駭客用無線電接受訊息並以面對鏡頭對觀眾訴說過往各種的社會運動的空間。從這四個空間發長出來的故事形構出這三年疫情以來，整體社會呈現的封閉隔離狀態。片中的複製人玲子，從被淘汰、遺棄的電子垃圾，最後變成一個病毒，成為一個對社會反抗的意識。回首鄭淑麗的作品，不論是AIDS或是到現今與我們切身相關的Covid-19，「病毒」是導演極度重要的媒介和武器，在《UKI》裡，病毒是一種透過人跟人接觸去傳播，呈現一種非常親密的狀態。
|《UKI》裡的寫實主義的呈現
孫教授認為雖然我們都會把鄭淑麗影片當作是科幻片或是某種酷兒式的科幻片看待，但是他認為這部「動畫片」裡非寫實的畫面往往是絕對寫實主義的，《UKI》的「寫實」反映在疫情下，人們害怕親密接觸的傳染，禁止親嘴，只能透過握手來傳遞、感受情慾，呈現出疫病時代人類的心理寫實樣貌。另外，片中非洲大陸的電子垃圾場中，綠色牛被屠宰的場景，其實是鄭淑麗過去親身田野調查的經驗，在好幾年前，鄭淑麗前往奈及利亞考察，她看到非洲的勞工撿拾電子垃圾，當地的牛吃電子垃圾長大，勞工宰殺成牛販售，將內臟留給自己，影片中電子垃圾場的劇情反應真實生活，是寫實不過的呈現。
| 鄭淑麗如何跨越當代藝術與電影，為什麼她的作品難以定義?
鄭淑麗的第一件錄像裝置作品《綜藝洗衣機》（Color Schemes，1990）在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展出，她一開始就在美術館，一直到現在也從沒參加過畫廊。鄭淑麗強調她的創作都帶有一些議題，而她要思考的是這些議題使用什麼媒介會有最相得益彰的效果。2009年在巴塞隆納，鄭淑麗開始構思《UKI》，她想要做一部《I.K.U.》續集，然後順理成章地她將《I.K.U.》片名倒過來，因此有了《UKI》這個名字。她一開始就將複製人玲子設定為病毒，從病毒延伸擴張最終導向基因工程，鄭淑麗認為只有使用病毒，才能抵抗這個系統霸權。《UKI》的發展一開始是從裝置藝術、遊戲開始，鄭淑麗運用《UKI》裡的細節概念創作作品，參加了不同的藝術節和展覽，在經歷不同形式的展出，她希望《UKI》的概念能傳遞給更廣大的觀眾群，於是在2006年萌生發展劇情長片的想法。從《UKI》的發展過程，我們也看到鄭淑麗多變的身分，她是藝術家同時也是電影導演。
孫松榮教授認為鄭淑麗創作的難以定義不只在於形式方面，在作品內容上她也有許多的顛覆，像是《UKI》中的紅色藥丸，令人聯想到《駭客任務》(The Matrix)中的紅色、藍色藥丸的選擇，形成一種電影間的互文。閱讀鄭淑麗的影片有一定的難度，但是《UKI》有一個科幻電影大眾性的故事情節讓觀眾得以切入，在傳統科幻電影會是以男性主宰或是訴說相對保守的故事，但是鄭淑麗將這些科幻電影語言策略性地翻轉為階級、性別的討論。另外《UKI》不是一個單純的劇本寫作轉化為影像的作品，例如片中生物工程、醫學部分，是鄭淑麗和許多科學家、醫療專業人員共同的合作，而不只是一個人書寫劇本後轉化為影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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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淑麗如何看待AI技術與製作《UKI》遇到的困難
事實上鄭淑麗最近的作品正是關於AI，她觀察在疫情以後，好像每個人都懂得AI，每個人也都開始使用AI，甚至有藝術家做出AI作品，鄭淑麗思考疫情對於AI的崛起有多大的影響，她感覺到好像疫情讓大家都學會了與matrix world 打交道，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好像更瞭解了「病毒」。在《UKI》裡很重要的核心主張是「我們必須成為病毒」，如果是在疫情之前提出這個概念，也許到會遭到很多人都會反對，但經歷過Covid-19，事實證明我們都是病毒，鄭淑麗認為我們要Virus becoming，而且我們要Love Virus，因為我們身上都有病毒，不管你得過Covid，或是打過預防針，病毒都在你的身體裡面。
關於拍攝《UKI》遇到的困難，鄭淑麗說明她的第一部長片《Flash kill》是以中低成本拍攝，《I.K.U.》是日本製作人找的經費，到了《Fluidø》是歸給柏林的製作人，但這位製作人是以拍低成本影片著名，因此忽然間成本降低了很多，這種低成本的狀態一直延續到《UKI》的製作，其成本大約是前面幾部長片預算的十分之一而已。《UKI》是在柏林拍攝製作，期間鄭淑麗代表台灣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3x3x6》，其中影片的部分也是在柏林製作。在柏林，鄭淑麗有一群合作的演員群，她的製作人幫她找到很好的工作人員，不管是服裝設計、音樂或是聲響設計方面，但也會有遇到換角色等其他預期外的變動，例如在製作期遇到疫情升溫面臨停拍的狀況，但對她來說，這就是拍電影的一個過程。
影片中3D的部分也是經過很大的討論，《UKI》到最後已經沒有足夠的經費請專人製作Motion capture (動作捕捉)，最後鄭淑麗和她的合作夥伴兩人自己架設攝影機，自己進行Motion capture。而關於《UKI》的音樂，鄭淑麗一開始的設定是希望以宏大的交響音樂來呈現，但是拍攝到最後沒有經費請樂師，她又不希望電影使用電子音樂，後來想到在拍《I.K.U.》的時候，在日本的音樂製作人擁有一個樂團，就像對方商談《I.K.U》的音樂版權。鄭淑麗把《I.K.U》的音樂重新混音，成為《UKI》的音樂，鄭淑麗自嘲地說道，所以有人說我是「回收」的導演，這部電影回收了我過去的作品的部分，正如影片裡的複製人玲子，在電子垃圾回收場，有了不同的際遇，再次重生、進化。
🦚鄭淑麗《UKI》臺灣首映 | 放映＋映後座談@
🗓️日期 | 2023年10月18日 星期三 19:30
📍地點 | 台北市立美術館地下樓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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