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百多年來的香港就像忒修斯之船，居住者和統治者不停切換，語言、建築和文化隨著思潮變革反覆輪替，幾乎沒有一個時期的香港，和其餘的香港類似。在這樣的時代設定下，華人劇作家吳翠茵巧妙地將瑞典劇作家斯特林堡於1888 年寫下的自然主義悲劇《茱莉小姐》重新改編，把茱莉帶到了二戰結束後的英殖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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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英國從日本手上重新接管了香港，太平山的半山區又成為了洋人大班的生活區，在這裡的華人，一般都是家傭和司機。在香港長大的歐亞混血兒茱莉，把此地視為家園，一直希望融入其中，而她的中國男僕約翰，則野心勃勃地盼望著有天能出人頭地，和洋人一樣住進別墅。約翰還有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廚娘未婚妻。茱莉被野心勃勃的中國男僕人約翰所吸引，而約翰在愛著未婚妻的同時，卻發現茱莉煽起了他內心的躁動，三人的情愫和衝突，在一個月黑風高夜晚達到了巔峰。
| 當約翰在勞斯萊斯房車的後座位奪去這位千金的貞操，那不但只是亂世中的犯禁，更是一種形而上的征服：一個家僕在被割讓出去的土地上反撲，一個下位者反噬上位者，民族的屈辱在這一刻得到復仇般的快慰。
這世上有無數和自由對立的詞語，「身分」是其中之一，我們既孕育自其中，受益於其中，卻也被圈養於其中。
茱莉和約翰，一個是殖民者之後，一個是殖民地的家僕，他們彼此的凝視帶有由身分加冕的濾鏡。約翰既仰慕著茱莉，但卻也掖帶著不甘，嫉妒和憤怒，當約翰在勞斯萊斯房車的後座位奪去這位千金的貞操，那不但只是亂世中的犯禁，更是一種形而上的征服：一個家僕在被割讓出去的土地上反撲，一個下位者反噬上位者，民族的屈辱在這一刻得到復仇般的快慰；而在茱莉眼中，約翰的身分雖卑微，卻有著她從沒感受過的，與土地束縛在一起的歸屬感和自由：在香港，她的血統決定了她是殖民者之後，雖不愁吃喝，卻注定被圈養在太平山之上，新年的炮仗跟她無關，舞龍舞獅的喜慶也跟她無關，她不屬於任何地方，也不被任何地方接納，她獻身於約翰，既是出於人最純粹的孤寂，也是為了和不存在的身分和家鄉結合。
| 殖民的「意志」不僅彰顯在土地和政治地緣，這種入侵性的身份暴力同時也體現在兩性關係上，茱莉小姐的悲哀，在於她既無法撇清殖民者的原罪，卻也無法掙脫在父系社會被男權「殖民」的命運。
茱莉小姐曾憶及她和母親在戰俘營生活的日子，稱那居然是她人生最快活的時刻，因在那時候，她看到猶如籠中鳥的母親，在救治病人時，從貴族身分掙脫了出來，覓得自身存在價值和意義。茱莉母親曾期盼戰爭結束後，丈夫會願意讓她開設一所醫院，但結果丈夫一口回絕。戰爭就像面具嘉年華一樣，只是為社會帶來了一時片刻的不同，兩母女最終都逃脫不了身分施加在她們身上的命運。
身分和自由如何能並存呢，在亂世中，什麼樣的身分方能讓茱莉和約翰相棲相宿呢？針對這一點，導演黃龍斌在場刊引用了劇中一句對白，向作者提出了一個拷問，即假如我們將自由視為一種心態，那麼將自己視為「世人」，可以解決這個矛盾嗎？「在基督裡，沒有東方或西方之分，也沒有南方或北方之別。但在這廣袤無垠上，卻存在一種偉大的愛，超越疆域之限。」塵世的無奈，只能在比塵世更遠的地方尋找答案，這也暗示了茱莉小姐最後的下場。
| 史特林堡在一百多年前刻劃出茱莉小姐，那卻並非最後一個茱莉小姐，只要有人，便會有身分、階級、權力和慾望，也就會有更多的茱莉小姐。
值得一提的是，這並非《茱莉小姐》首次來訪香港，十年前的香港藝術節，南非裔編劇艾瑤花柏，也曾以南非黑奴的時代背景改編此劇，這次換上了英殖時代的香港，本地觀眾想必能有更切身的共鳴。
撰文 | 潘希橋
圖片 | 圖片 | Kit Chan Imager (照片由香港藝術節提供)
香港藝術節 |《茱莉小姐》
日期 | 三月 1-2, 5-9, 12-16日晚上8時: 三月 2-3, 9-10, 16-17日下午3時
地點 | 香港大會堂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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