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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人藝術網爭議案各方處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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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人藝術網爭議案各方處理進度 

文/許鈺羚 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祕書處

 

2017年三月起,臺灣多間畫廊遭到全球華人藝術網藉「臺灣百年藝術家傳記電子書」補助案詐取的專屬授權合約控告侵權,隨後連動發現該公司在其他補助案、採訪及各類名義中,誘騙大批藝術家讓渡著作權的情形,其中影響最為劇烈的,莫過於全球華人藝術網在民國2015、2016年「臺灣新銳藝術家特輯」補助案中,挾以文化部、資深藝術家與師長介紹的名義,向年輕藝術家詐取的不平等專屬授權合約。

 

「新銳」案受害者因為在著作財產權與人格權上都遭到嚴重侵害,且牽連人數眾多,受害者又相對弱勢缺乏資源,在相關院校師長與民間團體的協助轉知、處理下,最後由文化部出面組成專案小組,本文將簡述本工會(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與其他民間團體及文化部處理此案的過程。

扮演跨校資訊流通與串連橋樑的老師

臺灣民間藝文團體成員間,時常透過創作、藝文活動、藝文相關法案、補助案或政策諮詢的機會互相交流,在此網絡下,作為受害畫廊共同組織的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除了與陳學聖立法委員辦公室合作,也聯絡上臺灣視覺藝術協會(視盟)與工會。 在透過訴訟流出的同意書(合約)發現有許多學生也可能像「百大藝術家」受害後,相對於工會接洽受害會員,同時是視盟理事長的臺北藝術大學陳文祥老師,與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主任陳一凡老師,則透過美術相關科系的網絡,很快的以系所為單位串連起散落在各校的受害學生,釐清是否簽署、簽約年份與類型,透過各校老師的轉介,陸續有受害學生到北辰事務所(劉國松委任律師)進行存證信函寄發的動作。

召集受害者與發起記者會

一月22號陳學聖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集畫廊、大學教授與律師事務所召開「從華藝(全球華人藝術網)案談藝術家對作品權益及藝術產業影響」說明會,介紹「百大」案與新發現「新銳」的案例,呼籲受害學生站出來。參會的工會與視盟更分別在一月底發信給各自的會員共一萬多名,將此事件通知會員,並詢問是否曾簽署全球華藝網授權合約書,希望受害藝術家站出來與各團體聯絡以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後儘管「新銳」受害者與會員重疊率不高,但視盟透過信件意外拖出全球華人藝術網的其他批受害者。

陳學聖辦公室原訂二月9號召開記者會像大眾發佈全球華人藝術往的爭議,並要求文化部出面處理因補助案名義遭濫用衍身的後續問題,但時逢花蓮地震災情慘重,延至農曆年後的二月23號舉辦。文化部長趕在年後、記者會前,於二月21號主動召開會議要求成立專案小組滅火,因此二月23號記者會除了畫廊協會、工會與文化法學會各自代表藝文圈不同立場發佈新聞稿[1]外,也同時發佈「文化部專案小組」與「受害者通報窗口」成立的訊息,通報窗口由文化部與工會共同組織。

協助單位移轉與後續教育推廣

北辰事務所從「新銳」案發現開始便無償協助同學寄發撤銷終止信函,但「新銳」案人數眾多,北辰無法再自行吸收處理費用,於二月6號最後一次受理學生寄發存證信函,並與工會進行交接,往後轉由工會協助「新銳」案受害者寄發存證信函。 工會也於二月15號發佈懶人包,以圖像化方式希望有助於案件的關注與認識,也方便後續接洽的受害者能快速進入情況,並於22號與畫廊協會及視盟共同發佈連署書[2],號召社會共同反對此種不平等合約在藝文圈流通。

除了工會與台北藝術產經研究室在三至四月舉辦四場關於藝術的法律問題座談會外,亦有文化法學會的「2018著作權系列」講座,協助藝文從業人員進一步認識切身相關的法律概念與合約問題。

而工會在一邊協助處理存證信函寄發,以及蒐集受害者資訊的同時,也與文化部在三月7日進行第一次通報窗口的工作會議,協調雙邊資訊如何建置、歸檔與流通的問題,儘管因為個資及單位間層級的顧慮,流通與統整難免遇到窒礙,目前仍在努力溝通與處理。

三月17日工會至臺中教育大學舉辦中部場次說明會,幫助難以北上的受害者了解情況、蒐證並協助寄發存證信函,期間仍開放以電子郵件或電洽的方式進行相關動作。三月26日文化部專案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初步統合跨部會(文化部/法務部/公平會)、跨官方與民間的橫向工作串聯。

面對蒐證與集體訴訟的困境

正如對造全球華人藝術網所宣稱的,目前訴訟並無刑事訴訟成功的記錄,因為當初簽約時是假以短期約聘業務之手,而簽約當下受害者幾乎不可能會錄音錄影存證,因此舉證詐欺非常困難。

而全球華人藝術網也在案件進行中,不斷釋出其關係單位−中華民國美術著作權保護協會−的文章,試圖營造其維護著作權的正面印象,掩蓋廣大受害者在不平等合約效力未明的情況下所遭受的壓力,甚至於二月25號藝文圈的聯合記者會後,也發佈了新聞稿宣稱其清白,並於三月5號預告將於三月8號至臺北地檢署按鈴申告,惟至今行政程序仍在進行中,尚未有任何單位接獲被告通知。

而工會在處理不同或同一合約的受害者時,也會因為受害者狀況的不同、記憶的程度與對事件嚴重性認知程度的不同,處理上因為必須承接每個情況不一個體藝術家,其繁複程度不下於作為投保單位的職業工會,平時所會面臨的日常業務。

受害者的差異也會影響法律行動能執行的程度,例如有藝術家已經不在臺灣,或是在臺灣但以沒有在創作,又如確認當初沒有簽署者、無法確認當初是否有簽署者以及確認簽署但堅信該份同意書不是合約,因此拒絕進一步處理,面對這些不同的情況,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以將合約對受害者的潛在威脅降到最低。

加以翻找多年前根本記憶不明的書面資料,進而蒐集存證,對日常窮困繁忙的受害藝術家來說很難有動力,要如何說服、說服後如何實行,以及往後是否同意被傳喚作證,都是蒐證進行緩慢的原因,但仍有一些情況是,在特定組織情況較好的學校,同學甚至自發進行資料整理、統計、製作蒐證範本,也相對加快了資料蒐集的進行。

為沒有資料,就難以移交檢調或評估是否進行訴訟,再此肯定與感謝積極自救的受害者,當藝術家的非典型勞動成果受到侵害,只有透過學習與積極處理才能拿回自己的權益,讓權益侵害情況不再發生。


[1]畫廊協會聲明https://goo.gl/JMU2bX

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聲明https://goo.gl/jBnSEZ

文化法學會聲明https://goo.gl/qG6GyJ

[2]連署書https://www.surveycake.com/s/qB2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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