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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的祭奠----評香港話劇團《紅》

文/趙文睿

這是20世紀50年代末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領軍人物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已於一場醉酒駕駛後死在自己的敞篷跑車裏。波普藝術(Pop Art)逐漸顯出端倪。此時,羅伊·裏奇特斯坦(Roy Lichtenstein)幽默簡潔的「漫畫書」已讓他名聲鵲起。不出兩三年,安迪·沃荷(Andy Warhol)32塊印有金寶湯罐頭的帆布就會在紐約引起一片譁然。一種措手不及的躁動已悄然在藝術界滋生——「機械化」、「商業化」、「通俗化」、「喜劇化」——然而沒有人能說清這些詞的真正含義究竟是什麼。模棱兩可的術語們被淹沒在評論家與收藏家的口水裏,人們辨不清褒貶,分不清好壞。


同一時間,在紐約一家由舊健身房改造成的畫室裏,另一位抽象表現主義大師Rothko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吞吐著煙圈,凝視著前方一塊紅黑交融的巨大畫布,陷入沉思。他在不久之前剛接了一筆重要的生意,為處於曼哈頓中心施格蘭大廈中奢華雅致的四季餐廳繪一組壁畫。幽暗雜亂的空間中,隱約浮現一個五十餘歲藝術家深邃的背影,話劇《紅》就此開場。


「你看見了什麼?」Rothko近乎咆哮著質問他新雇用的年輕助手Ken。這是《紅》的第一句話,也在劇中反復出現,貫穿始終。「……紅色。」在遲疑良久後,Ken面對著眼前的畫作,戰戰兢兢地吐出了這個詞。不是漫畫書,也不是罐頭湯,不是那些具體地可以叫得出名字的事物,Rothko的繪畫只是一個抽象而飄渺的顏色——紅。

然而,「紅」究竟是什麼?我們究竟在這片紅色的海洋中看見了什麼?這正是《紅》劇試圖通過Rothko與Ken兩個人、兩代人整整九十多分鐘的互動解答的問題。


紅是Rothko繼承的偉大藝術激情,是他致力實現的藝術理想。第二幕中,Rothko與Ken之間爆發了一場關於「紅」的激烈爭論。對於二十出頭的Ken,紅是蘋果,是聖誕老人,是跑車,是交通信號燈,是這個物質世界觸手可及的日常事物。反之,Rothko不假思索迸出的是盧梭(Rousseau)畫中神秘的紅日,是埃爾.格雷考(El Greco)基督身披的紅袍,是德拉克羅瓦(Delacroix)《自由領導人民》中法蘭西國旗上那抹鮮亮的色彩,更是曾經震撼過它的野獸派(Fauvism)。


說起野獸派,說起馬蒂斯(Matisse),說到那幅《紅色畫室》(The Red Studio), Rothko掩飾不住自己的景仰:「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幅畫……每一天我都會在那幅畫前駐足數個小時……感受它那跳動的脈搏,它將我吞噬。」然而,野獸派已死。它宛如流星般在藝術史的廣袤天空劃過,從開始到結束,不過十年。馬蒂斯也在這幅作品後逐漸遠離了野獸派的風格。《紅色畫室》中大面積平塗的紅色似乎更像是藝術家悲情的血:「如今,它讓我感到壓抑」Rothko說。


紅,Rothko當年的繆斯,在世人眼中卻是他現在的絆腳石。過去年少氣盛的他和其他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們,大膽地粉碎了立體主義,輕狂地將畢加索(Picasso)踩在腳下。現在,公眾更喜歡色彩斑斕的漫畫書和罐頭湯們,偏愛他們的簡潔易懂,讚揚他們的貼近生活。人們不再有耐心去理解Rothko和抽象表現主義深沉的哲學,不再在乎藝術品是否具備漫溢的情感,不再思考繪畫中人性的力量。面對著來襲的波普藝術(普普藝術),Rothko只能無奈地在畫室中向Ken大吼「他們是來謀殺我的!」紅是強大的,紅也是脆弱的;紅是旺盛的生命力,紅卻也可以被黑吞噬。


當他在譏諷畢加索已然成為了一個只靠在菜單上簽字騙錢的「多餘的」藝術家時,他驕傲的內心裏是否也隱隱有過一陣酸楚,懷疑自己是不是也已經成為了那個「多餘的」人?他需要證明自己,他試圖力挽狂瀾,留守住他心中藝術的最後一片淨土。所以他接受了四季餐廳的訂單,這個被稱為自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西斯廷教堂壁畫之後最大規模的壁畫委託。他試圖在這個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和菲利浦·詹森(Philip Johnson)設計的「代表人類壯志雄心」的建築中創造一個聖殿。於是我們看見在第三幕中,伴隨著熱烈的古典音樂,Rothko和Ken二人背對著觀眾,以一種迷醉般的狂喜和激情為舞臺正中的一塊巨型畫布刷上深紅的底色。油彩被潑在畫布上,濺在他們的衣褲上,他們更像是在舞蹈而非作畫。每一筆都是他們獨特的個人印記,凝固著他們那一瞬的灼熱。


我們由此目睹了一幅畫的誕生。紅色的矩形中暗流湧動,黑色潛伏其中,覬覦擴張的可能。在那一幅幅靜止的畫作裏,紅與黑卻永無停滯地在其中搏鬥著。豎立在舞臺四周,懸掛在畫室牆上的是一個個紅與黑的戰場,勝負未知。

Rothko深受尼采早期哲學的影響。他尋求在自己的藝術中表現一種尼采式的悲劇感。紅色的方框是光明理性的太陽神阿波羅,黑色的蠶食是狂野不羈的酒神狄奧尼索斯。它們的碰撞產生了崇高,產生了偉大。 二者共生,卻無法找到平衡;二者相克,卻無刻不在角力。其實,在Rothko筆下誕生的並非一幅幅畫,而是一出出濃縮在畫布上的悲劇。正如他在劇中感嘆的那樣,他的「每一個筆觸都充滿著悲劇感」。


只是,那個時候的公眾是喜愛喜劇多過悲劇的。有一位女士曾經退還過Rothko的畫作,原因是它「太令人抑鬱」。當Rothko和太太某日在四季餐廳進餐時,他突然痛苦地醒悟:「在這個地方用餐的人是不會看我的壁畫一眼的。」他的藝術不屬於資本家,他的藝術也不屬於這個已然變了味的,充斥著速食、廣告與消費的時代。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曾指出,希臘悲劇的高貴氣質毀於向大眾的妥協。藝術的世俗化導致了希臘悲劇的衰落,繼而喜劇崛起。紅,從來都是革命的色彩。而對於Rothko,四季酒店的壁畫乃一場失敗而且悲情的革命。


「當我像你一樣年輕的時候,藝術是一件孤獨的事:沒有畫廊,沒有收藏,沒有評論家,沒有錢。我們沒有導師。我們沒有父母。我們孤苦無助。但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卻懷揣進取的渴望。」這是全劇臨近尾聲Rothko對Ken傾吐的一段話。Rothko此時已經中止了與四季酒店的合作,也解雇了Ken。他讓Ken離開自己暗無天日的畫室,去外面看看,去和他的同齡人創作屬於他們的藝術。


「你看見了什麼?」「紅」。於是《紅》以和開頭無異的臺詞收尾。不過,這時的Ken說出這個答案時卻不再遲疑。環顧著掛滿Rothko壁畫習作的工作室,他已然明白這個顏色對Rothko意味著什麼。兩年的助手生涯,他見證了Rothko紅色的激情與紅色的悲壯,參與了畫室作為舞臺、畫布作為戰場, 目睹了Rothko在兩個時代夾縫中的苦苦掙扎。於他,紅就是Rothko,Rothko就是紅,不在乎這個冷血雇主到頭來卻成了他長久以來苦求不得的良師與慈父。他並沒有教會Ken繪畫,卻指引Ken理解了藝術,尋得了藝術的真諦。Rothko之於Ken,就仿佛像當年馬蒂斯那個充溢著紅色的房間之於年輕的Rothko。終於, Ken轉身離去,舞臺上昏黃的燈光裏,留下Rothko獨自一人落寞的背影。「兒子必須殺死父親」這個法則Rothko比谁都清楚。


1970年,在Rothko拒絕了四季酒店的壁畫委託11年後,他在工作室服用過量抗抑鬱藥後割腕身亡。他生前自稱是活在「恐龍時代」的舊人,他拒絕和安迪·沃荷握手,還堅稱波洛克的死絕非意外而是自殺:「因為他已看不見自己的追求」。他去世的那個清晨,他手腕上滴下的血,也許就是他對心中最純粹藝術時代的最後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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