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煒森
周俊輝於二○○八年的塑膠彩布本作品《霸王別姬︰「而今台下坐的可都是勞動人民」》。
文化博物館舉行的《很久不見了，維多利亞》展覽，沒有專題的展廳，也沒有大型的佈置裝潢。只有開洋地在博物館的一樓繞道展出，每位進場觀眾也必然看到那個大型郵戳的背幕板及部分作品。展覽之前已有不少傳媒報導，大抵是公營博物館鮮有地以受到英國殖民時期影響的香港文化與記憶為題，展出十七位藝術家的作品。我想這個展覽如果不在公營博物館內舉行，它的迴響到底有多大？坦白說，在香港的藝術展覽，如果沒有噱頭的話，大抵只能在開幕那天衣香鬢影，然後沒多久就會給人遺忘。這次展覽到底是噱頭？還是值得細讀？仍看展覽與作品本身。
要知道這樣一個題材，無論策展理念或作品如何，也可能被傳媒或有人上線上綱，認為此展是對殖民時期的嚮往，然而，正如梁寶山早前的文章〈殖民經驗，似斷還連──《回看．也斯》和《很久不見了，維多利亞》〉所言，展覽其實在這個黑白二分的政治思潮中，以藝術在巨細的地方找到註腳。先說策展方式，策展人的想法很聰明，也夠溫柔，它以書信形式的導讀為始，把展覽理念、香港文化簡略與作品解說，情理俱備地化成一封長長的信，既貫徹了公營博物館知性兼淺白的展覽方針，亦可說是對作品的重新詮釋，予以新，將作品放置到殖民的語境中時，讓作品發出另一種聲音。同時，這封「信」也提醒了觀眾，觀看的重點在於複雜的感性脈絡與記憶上，而不是大論述下的蓋官定論。寫信的對象雖是「維多利亞」，但相信不會有回信，這封信（作品）正是竊竊私語下的獨白，感情從來都是糾纏不清共融一起，而不是流於口中的說話的愛恨分明。
展覽透過感性的切入點，將不同藝術家的創作背後的心境與看法串連起來，如果說策展溫柔，那麼作品就是暴烈，這不代表每件作品都具強烈的批判性，而是一種潛而默化的生活態度，正正「暴烈地」嵌入到藝術家／大眾的觀值與創作觀上。作品的題材不一定直接言說香港，而是涵蓋不同範疇：生活作樂、建築下的教育與規訓、回歸前後／香港的現象與回應等，也涉及潛藏的意識形態，例如李慧嫻一系列的陶塑作品，看似賞心悅目的陶泥人偶，骨子內是中英雙語夾雜下的產物，《嬲》（2003）將「嬲」具像化成兩男一女；《月經》（2006-09）將Menstruction拆解當中的Men，化成兩個相撲男子，性別論述放到殖民語境下，竟與身分問題不謀而合。由語言及身分問題，聯繫到曾建華《無題——香港2003》（2003）及周俊輝《霸王別姬：「而今台下坐的可都是勞動人民」》（2008）上，前者以英語粗口重整成為別緻的花紋圖案，雅俗的「權威」並列，就算代表了港人內心的吶喊，還是實際套用到社會中對粗口的理解也管用；後者是小說《霸王別姬》改編電影再到繪畫的文化「再再造」，歷史、身份、性別、地域已在這多層互涉中瓦解又建構，原有的話語早就掏空，不用思考，只剩下注目的「而今台下坐的可都是勞動人民」。之於攝影作品，也不少評論提及，只想一記謝明莊《一個有關香港賽馬投注站的攝影研究計劃》（1997-99）多年前的投注站，聚集的只有顧我的馬迷，周遭卻是林立的連鎖超市與地產，又一次証明，我們對現今浮現的社會問題只有視而不見。眾作品所呈現的，是這種逃不掉的生活環境中找到自主。
若以同樣公營的藝術館相比，有時我反覺得文化博物館更能擔當藝術中的文化責任，更勝任博物館的職能，而不流於純粹的觀賞與美學權威。這次展覽，不禁聯想到香港藝術被受國際注目的一刻，應是九七回歸前後，當時看的都是旁觀者，如今這次展覽，我卻認為是正正給「自己人」看。透過作品中的多向藝術性與視覺，成為另一種歷史認知、另一種記憶重塑，亦只有聯展才能從彷如碎片般的記憶重組整合，這些經驗又豈只是隨隨說聲「家是香港」或是一塊紅白藍所能代表。而這次正正也是一封給香港的家書，這家書不僅給經歷過殖民時期的一代，更重要的還有後殖民的一代，讓他們面對認識。當我們都忘記當年「馬照跑」代表的自由，我們之於殖民歷史與記憶，在今時今日還是藕斷絲連，彷如展場環境一樣，在表面的當眼處我們還是處處可見，我們可以選擇走進展場內部愈說愈明，也可以選擇自欺欺人避而不看，走過便算，讓支離破碎的歷史記憶成為陰霾。
《很久不見了，維多利亞》‧香港文化博物館‧2014年1月10日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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