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煒森。希望透過文字書寫來擴闊本港視覺藝術的閱讀方法，關注作品在展覽中的呈現狀態及關係。
藝術家楊嘉輝最近展出的「史丹利（Stanley）」，為第四屆大型互動媒體藝術展「流光曳影（Fleeting Light）」其中一個項目。展覽座落於銅鑼灣一幢商業大廈的17樓全層，藝術家進行空間再現，把整個空間化成一個室內沙灘，改變原有單位的景緻。由升降機踏入展場，右方是一組沙灘的空間再現及聲音裝置，左方則是長型壁報展示一系列天空與名字交疊的圖像。似乎跟「光影」沒有太大關聯，再看簡介，這次的創作理念並不是為了重現現在屬於嬉戲的赤柱沙灘，而是指涉到二次世界大戰的脈絡中，一種具歷史感的創作與回應。
這個前設的歷史脈絡，成為觀眾閱讀或觀看這次展覽的先決且必要的條件，不然它只會是個花費不菲卻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場景。綜合簡介內容，創作源頭以大眾把沙灘視為享樂之地的空間想像，實為「人工自然」又毫無歷史感的矛盾作為起點，將最具代表香港海灘的赤柱為研究對象，並巨細地指涉在日據時期中拘留營中的一段歷史。
理解創作背景與理念，才能作進一步分析，環顧展覽中可感知的元素，不難發現所摘取的歷史原材料，包括地域想像、「喬伊斯床單（Day Joyce sheet）」以及來自由帝國戰爭博物館檔案中赤柱戰俘的訪問錄音。藝術家將這些原材料與概念，採取挪用及轉化的手法，拆解成不同的「再現」與片段，然後將之混合並重新組合，例如抽取「喬伊斯床單」中具代表性的床單與簽名刺繡，重組到「室內沙灘」的裝置及圖像作品上。「沙灘」頂上是由各式各樣的床單縫紉而成的「人工天空」，配合不時改變的光度時明時暗；曾經是活生生的名字幾經「再現」，由簽名到刺繡，再被數碼化成為圖像，多重複製下已成為一堆堆符號，最後展示到商品化的天空圖象裡。
然而，大眾對香港本土的歷史認知，特別戰時或殖民時代的聲音，長期也處於似有還無的消聲狀態下，藝術家為歷史事件帶來什麼立論便顯得更為重要。面對歷史的無知，藝術家既要透過展覽記錄與陳述一段被忽視的歷史，亦希望透過歷史聲音回應當下。從中不乏對於消費與當下社會語境的回應，並與其歷史產生錯置與拉扯的關係，例如大眾現在對沙灘或赤柱的想像，與展覽中再現的落差；上文提及戰俘簽名的多重複製到商業圖片庫的藍天照片，一如符號般指涉到自由與囚禁等聯想中；正在裝修的樓置於極具美化的商業大廈中，展覽正正站在這個二元吊詭的割裂氣氛中展開⋯⋯再者，整個「室內沙灘」與聲音裝置，除了是一種空間或情境再現，為觀眾提供一個大概的時空背景外，最顯眼的便是金屬圍欄，將「沙灘」重重圍著。圍欄是一種警示與禁制，提示這裡是個不能觸摸不能踏足的地方，只能遠觀整具消費意識的紅色霓虹燈「Nothings we did could have saved Hong Kong It was all wasted」，雖然沒有明顯指涉到現有的社會語境，但與窗外現實的城市景觀——商業消費的社會夾雜瓦解與重建——彷彿構成一種虛幻的連接。
對應具體歷史而創作在港不常有，要處理也絕非易事，歷史事件與脈絡是個複雜的課題，過度簡化只會令歷史流於表面與形式。從簡介的闡述中，可見藝術家力圖從僅存的歷史資料中梳理出不同的話語，也盡量不對歷史作出預設價值判斷，由空間想像到大論述下的歷史觀，再轉到個人的微觀歷史語境裡，此舉實屬難得。然而，任何藝術形式也有一定程度的規限，這次展覽也不例外，我們對於展覽及歷史的認知，更多由閱讀中得到理解，而非展覽所呈現的元素。當脫離閱讀或背後的語境支撐，空間再現便會變得離地脫勾，也難以找到彼此關係。另一方面，對應大眾普遍對這個歷史的認知程度，展覽一方面要處理記錄的部分，將這件歷史想像「再現」到觀眾眼前。再者，藝術家在觀照歷史的同時，卻又無可避免或特意地將歷史與當下並列。在這種複雜的論述下，創作的理念雖有大方向，但亦難免有過多的感知元素同時湧現。展覽在這方面則顯得有些尷尬，也難以發展出更具體的反思空間與意義。
「史丹利（Stanley）」
地點： 銅鑼灣金朝陽中心二期17樓
展期：2014年9月2日至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