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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森評史丹利 Stanley

文:張煒森。希望透過文字書寫來擴闊本港視覺藝術的閱讀方法,關注作品在展覽中的呈現狀態及關係。

藝術家楊嘉輝最近展出的「史丹利(Stanley)」,為第四屆大型互動媒體藝術展「流光曳影(Fleeting Light)」其中一個項目。展覽座落於銅鑼灣一幢商業大廈的17樓全層,藝術家進行空間再現,把整個空間化成一個室內沙灘,改變原有單位的景緻。由升降機踏入展場,右方是一組沙灘的空間再現及聲音裝置,左方則是長型壁報展示一系列天空與名字交疊的圖像。似乎跟「光影」沒有太大關聯,再看簡介,這次的創作理念並不是為了重現現在屬於嬉戲的赤柱沙灘,而是指涉到二次世界大戰的脈絡中,一種具歷史感的創作與回應。


這個前設的歷史脈絡,成為觀眾閱讀或觀看這次展覽的先決且必要的條件,不然它只會是個花費不菲卻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場景。綜合簡介內容,創作源頭以大眾把沙灘視為享樂之地的空間想像,實為「人工自然」又毫無歷史感的矛盾作為起點,將最具代表香港海灘的赤柱為研究對象,並巨細地指涉在日據時期中拘留營中的一段歷史。


理解創作背景與理念,才能作進一步分析,環顧展覽中可感知的元素,不難發現所摘取的歷史原材料,包括地域想像、「喬伊斯床單(Day Joyce sheet)」以及來自由帝國戰爭博物館檔案中赤柱戰俘的訪問錄音。藝術家將這些原材料與概念,採取挪用及轉化的手法,拆解成不同的「再現」與片段,然後將之混合並重新組合,例如抽取「喬伊斯床單」中具代表性的床單與簽名刺繡,重組到「室內沙灘」的裝置及圖像作品上。「沙灘」頂上是由各式各樣的床單縫紉而成的「人工天空」,配合不時改變的光度時明時暗;曾經是活生生的名字幾經「再現」,由簽名到刺繡,再被數碼化成為圖像,多重複製下已成為一堆堆符號,最後展示到商品化的天空圖象裡。


然而,大眾對香港本土的歷史認知,特別戰時或殖民時代的聲音,長期也處於似有還無的消聲狀態下,藝術家為歷史事件帶來什麼立論便顯得更為重要。面對歷史的無知,藝術家既要透過展覽記錄與陳述一段被忽視的歷史,亦希望透過歷史聲音回應當下。從中不乏對於消費與當下社會語境的回應,並與其歷史產生錯置與拉扯的關係,例如大眾現在對沙灘或赤柱的想像,與展覽中再現的落差;上文提及戰俘簽名的多重複製到商業圖片庫的藍天照片,一如符號般指涉到自由與囚禁等聯想中;正在裝修的樓置於極具美化的商業大廈中,展覽正正站在這個二元吊詭的割裂氣氛中展開⋯⋯再者,整個「室內沙灘」與聲音裝置,除了是一種空間或情境再現,為觀眾提供一個大概的時空背景外,最顯眼的便是金屬圍欄,將「沙灘」重重圍著。圍欄是一種警示與禁制,提示這裡是個不能觸摸不能踏足的地方,只能遠觀整具消費意識的紅色霓虹燈「Nothings we did could have saved Hong Kong It was all wasted」,雖然沒有明顯指涉到現有的社會語境,但與窗外現實的城市景觀——商業消費的社會夾雜瓦解與重建——彷彿構成一種虛幻的連接。


對應具體歷史而創作在港不常有,要處理也絕非易事,歷史事件與脈絡是個複雜的課題,過度簡化只會令歷史流於表面與形式。從簡介的闡述中,可見藝術家力圖從僅存的歷史資料中梳理出不同的話語,也盡量不對歷史作出預設價值判斷,由空間想像到大論述下的歷史觀,再轉到個人的微觀歷史語境裡,此舉實屬難得。然而,任何藝術形式也有一定程度的規限,這次展覽也不例外,我們對於展覽及歷史的認知,更多由閱讀中得到理解,而非展覽所呈現的元素。當脫離閱讀或背後的語境支撐,空間再現便會變得離地脫勾,也難以找到彼此關係。另一方面,對應大眾普遍對這個歷史的認知程度,展覽一方面要處理記錄的部分,將這件歷史想像「再現」到觀眾眼前。再者,藝術家在觀照歷史的同時,卻又無可避免或特意地將歷史與當下並列。在這種複雜的論述下,創作的理念雖有大方向,但亦難免有過多的感知元素同時湧現。展覽在這方面則顯得有些尷尬,也難以發展出更具體的反思空間與意義。




「史丹利(Stanley)」

地點: 銅鑼灣金朝陽中心二期17樓

展期:2014年9月2日至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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