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仁豪
這是來自日本52PRO!劇團第三次來台的作品。從2018年開始，這個以四十、五十歲大叔為主的全男班劇團，連續三年在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烏梅劇院帶來表演。每一次的演出都以一個日本的地方民俗文化傳統為基底，加上一段高潮迭起的人情義理故事，全場搭配傳統樂師的現場演奏，以濃濃的日本風為賣點，中年男友加上日式風情，52PRO!商業化日本民俗傳統的市場操作路線鮮明，除了在東京與大阪完全民營的商業劇場能夠連演不斷之外，在海外市場的開拓上，唯有台灣熱情容受，這不免讓我們聯想，台灣當代的「哈日」現象與殖民情結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次的《夾縫轍痕》背景搬到了明治27年的北海道江差。情節透過一個當代的民謠歌手回憶起自己的祖父作為切入點，他傳承了祖父的捕魚歌謠〈ソーラン節〉，以回憶的方式帶領觀眾回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後的江差，演出了歌謠背後承載的時代精神與歷史寓意。民歌手的祖父田朝一，為了謀生從江戶逃到了江差，在一個番屋找到了寄生的工作，他天生擅長模仿歌唱，在一次番屋漁民慶宴上，因為模仿江戶藝妓的歌聲受到頭家喜愛，而獲得番屋哥們的認可，甚至讓他上船唱捕漁歌，雖然沒有聲波船長的正式職位，但卻實質上承擔著一船漁夫與大自然爭鬥的重要引航位置。
透過外來者朝一的眼睛，明治時期江差地區的漁夫番屋生活寫實地展開在觀眾面前。在雄性賀爾蒙噴灑的生活場景當中，我們看見了當時底層男人與生活搏鬥的粗質畫面。他們語言粗鄙，情緒高亢，逞凶鬥狠之後，是滿溢的兄弟情誼；他們戲謔頭家，卻又與之舉杯高歌，在睡醒之間勤奮獵補鯡魚，為的就是能衣錦返鄉，帶給鄉下妻兒足夠的生活奶水。演出時而戲謔時而嚴肅，把一夥血性漢子的堅強與脆弱展現的淋漓盡致。長治與玄吾的相逢為戲劇埋下了衝突伏筆，這兩人原來是戰場上的舊識，為了賺錢而去殺人，一個被地方人士編成了歌謠傳唱成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一個讓兄弟隱去殺人的事實，假扮成了一個戰場的懦夫，以此洗刷為錢殺人的罪惡感。然而隱去的秘密最後紙包不住火被揭露出來，演出最動人之處在於眾人知曉秘密之後，各自的反應與處理，最終兄弟情誼戰勝了殺人的罪惡感，而這種梁山兄弟式的道義精神不啻是前現代農業民間社會人情的極致表現。《水滸傳》裡兄弟歃血為盟，相互扶持，渡過難關，兄弟兩肋插刀高於一切善惡準則的情操。《夾縫轍痕》演出最後的歌謠，表述面對大海的生存之道，唱誦生命平等，兄弟互助，這不正是水滸兄弟道義的美學化表現嘛。
《夾縫轍痕》演出了在時代巨變之下，底層草根人物與殘酷生活搏鬥的真實境況，透過美學化民間記憶的方式，找到了這民俗文化的當代藝術價值。但耐人尋味的是，演出開場的民謠歌手面對觀眾直言，民謠是日本的國魂，幸虧明治時期唱片工業的出現，才讓其祖父傳承的民謠得以唱片的形式保存，成為珍貴的傳統留予後代子孫。我不禁想問，一個江差地區底層漁民的生活經驗如何被歷經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政體挪用，而成為代表「日本國魂」的文化精粹？民間與國家之間難道沒有壓迫與剝削關係？如同最後站上船艦去參與甲午戰爭的玄吾，再次為了生活而奔赴戰場的他，真的是成就自己，還只是無意識成為「平庸的邪惡」，參與到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裡？民間素樸的兄弟情義，在被編整進民族國家政體的過程當中，是否還能維持其人情義理的簡單動人之處？同樣地，百年後在商業市場邏輯下，這段歷史又是如何找到轉譯成商業價值的利基處，而再現在當代的台北觀眾眼前？
商品化的民俗展演隱去了時代脈絡下的政治性。明治時期的日本如何「消滅地方」或「犧牲地方」，把人民為了生存與自然搏鬥而有機衍生出的藝術表達形式，以新興的資本化唱片工業收編轉化成國家（state）文化的一部分？同樣地，演出所特別展現的捕魚歌謠〈ソーラン節〉在一九五○年代的台灣被改編成台語歌謠〈素蘭小姐要出嫁〉，這樣的文化親緣性在今天成了賣點。但我們不禁想問，這歌曲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下傳至台灣，而歌謠改編、進而根植台灣的過程有何政治性？去政治化的北海道民俗展演，在商業戲劇的邏輯下找到了跨國行銷的槓桿。然而在作為一個全球化時代的觀眾，單純「享受」眼前的異國情調演出之後，我還是想要詰問，縱使在商業邏輯的制約之下，演出的編排方式，有沒有一點打破觀看的「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開啟歷史辯證思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