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正欣
儘管新冠疫情迫使演藝活動叫停，互聯網以及數碼、雲端科技令困在家裏的樂迷不至於納悶，我們大可以欣賞世界各大樂團的網上視頻。但回想起二十世紀中葉，當年錄音藝術與唱片業發展造就不少神級獨奏家，而最爲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古爾德（Glenn Gould）。他一生之中出版了兩套巴赫《哥德堡變奏曲》（一九五五年「年青版」以及一九八一年「老年版」），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鋼琴家。別忘當年的古爾德日以繼夜把自己關在錄音棚裏，他的專注力令人驚嘆。你嘗過强制性隔離的話，大概都會羡慕他的耐力。
歷史將記載公元二零二零年為世界飽受苦難的一年。病毒讓大家透不過氣來，現場表演無法如期舉行。幸好郎朗策劃多年的巴赫《哥德堡變奏曲》演出與錄音安排於三月份在德國進行：三月五日在萊比錫聖托馬斯教堂裏，鋼琴就擺在離巴赫墳墓不遠的地方，郎朗的獨奏會無風無險地進行，當時觀衆還沒有意識到病情嚴峻的程度。兩週後，他在錄音棚錄製《哥德堡變奏曲》時，德國國民的日常生活已經受到多方限制，幸好國家沒有封關。
還記得郎朗幾年前因爲手患，停演有差不多一年。二零一八年夏天復出登台在波士頓交響樂團坦格活德音樂節，他選了莫扎特鋼琴協奏曲，演繹輕盈流暢，令大家眼前一亮。因此，今年的巴赫《哥德堡》，對於快要踏入不惑之年的郎朗（他今年三十七），可算是攀上更高峰的另一個歷練。
前一些日子有機會跟郎朗視頻交談，很想知道他首次接觸古爾德與《哥德堡》時，年紀多大？答案的是十歲。「當年還是看錄像帶。大師彈琴時喃喃自語，很有自己的想法，我從沒有聽過巴赫是這樣彈的：某些跳音特別短，慢的段落拖慢以後感覺很不一樣。」郎朗看得很通透，他認爲古爾德像西班牙現代藝術家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故意逆向而行。「他給了我很大的刺激，巴赫可以這麽彈？算是巴赫嗎？」
我們的另一個話題是變奏曲式。《哥德堡》具有主題（詠嘆調）與三十段變奏。最後一段變奏之後，詠嘆調重複以作終結。那清純如歌的旋律，實在百聽不厭。「G大調就是個小太陽，帶有溫暖的金黃色，」郎朗興致勃勃地說，「不需什麽深奧的技巧，簡單動聽」。往後的三十段變奏要一氣呵成才是考驗。爲了讓巴赫錄音盡善盡美，郎朗請教《留聲機》巴洛克器樂大獎得主、古鋼琴大師施泰爾（Andreas Staier），兩人一起多番鑽研，從最微小的裝飾音以至作品整體的結構。郎朗承認，經歷了三十個變奏就像走了一圈，精力透支。因此，重彈詠嘆調的時候，就像「人老了以後回復從前赤子之心，卻又有了人生的積澱。」
音樂是在時間中消逝的藝術，變奏曲卻引進時間循環的假象。每一段落都從詠嘆調衍生出來，猶似三十個時光寶盒，藏在其中的新概念與舊思維在時空中交曡。「巴赫其實在炫技：他運用的對位技巧要證明他是巴洛克至尊。」但更重要的是，郎朗感受到作品所包含的「靈性與生活」。除了艱深的對位法，多種舞曲都有亮相——薩拉班德、吉格、庫朗特、小步舞曲——還有法國序曲，甚至第二十四變奏令郎朗聯想起《瑪麗有個小羊羔》的兒歌風格。到頭來，三十段變奏就像有三十個不同人物輪流出現。郎朗捉摸每個變奏的「性格」，讓觀衆認識《哥德堡》裏的今雨新知。
李正欣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院士兼學士，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音樂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大學。曾為多個主要國際演藝項目及場地負責撰稿、主持或即時傳譯，包括華盛頓「史密森尼民俗節」、約翰・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中國文化節」、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古今迴響」藝術節、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華藝節」、上海大劇院首演華格納《指環》製作。曾擔綱三藩市歌劇院新歌劇《接骨師之女》與《紅樓夢》製作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