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楊文娟
文字/趙曉彤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相信,誰也能當音樂家,只要兒時遇到一位好老師。」──在紀錄片《音樂人生》裡,身穿校服、臉孔青澀的黃家正堅定地說。那年他17歲,已是橫掃金像奬的紀錄片的主角,更早的名氣來自到捷克錄制貝多芬《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獲當地的專業團體伴奏,當年他才11歲。天才鋼琴家最近回流香港,與一群八十後音樂家組成非牟利藝團Music Lab,並擔任藝術總監,最近還舉辦演奏會《死亡奏鳴》。這天,我們相約黃家正與黃志淙於港大午飯,在色調溫暖、光線柔和的餐廳裡,聽聽黃志淙說流行音樂,也聽聽黃家正說古典音樂,與及他的留港大計。
藝術空間:西九?佔領區?
黃志淙問:你對西九文化區有甚麼看法?
黃家正答:作為藝術家,希望以某種方式參與其中。
那是2008年,立法會撥款216億發展西九文化區,當年黃家正要到美國讀書,得知消息後,非常興奮,「我跟朋友說,四年後讀完書,是時候要到那裡了。」他深知文藝對一個城市有多重要,「例如我們去紐約,也會購物,但最後總是要到博物館,或到林肯中心看看有甚麼表演看,因為這是那個地方的獨有之處。但我的外國友人到香港旅行,我卻不知道向他推薦什麼,並覺得除了吃飯、逛街、看電影外,不知可以做甚麼。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可能也是地域限制,就是……林肯中心,是一個你會經過的地方,但香港的表演場地是你平日不會經過的。真希望西九發展後,我們可以到那裡購物,同時接觸到藝術資訊。」
西九文化區爭議多多,同時,戶外藝術活動「自由野」已連續三年在文化區舉辦。而近兩年,黃志淙都獲西九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邀請,對「自由野」的音樂會給意見,頻密的會議令他看見西九有很多限制,例如錢。但無論如何,他仍對西九抱正面態度,「因為要有空間,藝術才會發生,一個有草地、有公園的文化區是好正的。」
由上而下的文化區未必成功,再看看最近由下而上發展的佔領區,群眾在金鐘、旺角、銅鑼灣的馬路席地而坐,爭取真普選的同時,佔領區也吹起了藝術風,圖畫、標語、塗鴉、雕塑遍佈各處。黃志淙說:「佔領運動的氣氛由初時的很凝重、很緊張到這幾天執達吏可能會清場,但佔領區仍是很自由的。」黃志淙續說,「香港大學掛滿了橫額,又舉辦了很多學術講座,如張鐵志講港台學運、王永平以傳媒角度分析後佔中,也人類學學系探討藝術與創作,佔領區與大學都多了很多這樣的討論,雖然估計最後會清場,但整個運動確是大大影響了香港,對學生來說是一場民主實習,或說是催淚彈實習。等於我是六四的一代,害怕這個政權的同時,明白自由、公義非常重要。」
如何連繫音樂與群眾
9月28日那夜,警方在夏慤道投擲催淚彈,同一晚,黃家正在中環舉行「死亡奏鳴會」,在表演期間分享了很多感受,如其中一首歌講死亡,他就分享自己的怯場經歷,「怯場是一種恐懼,你要戰勝這份恐懼,就要學懂原諒自己。」事後藝評,有人覺得他在音樂會裡說話太多,他卻認為這是必須的,「因為我看到講話的價值,我是要把很實在的東西傳達給觀眾,何況觀眾也很喜歡啊!就像一個畫家,畫完一幅畫,很想觀眾知道自己在畫甚麼。我不喜歡自己所說的,他人不明白,人與人溝通最重要是彼此理解,正如政改討論也不能雞同鴨講。而音樂是沒有文字也沒有圖像的,更難令人理解,有時候我覺得古典音樂欠缺了一條橋,當然觀眾也可以停留在藝術本身去欣賞藝術,不一定要套入任何語境去詮釋,但古典音樂的問題在於,如果你不熟悉,會很易迷失,我所做的,就是嘗試令人不要那麼迷失,去搭構那座橋樑。」
這十年,黃志淙也努力為音樂與群眾搭橋,所說的是「抱抱良音」計劃。在2004年,香港剛經歷沙士,社會氣氛低沉,now.com便推出了這個計劃,口號是「放低自己,抱抱隔離」,希望通過音樂,鼓勵大家重新互相接觸。後來黃志淙也參與策展,找來幾十個流行歌手,如林一峰、at 17、周博賢等,一起到英國Real World Studio錄製《抱抱歌》,印成唱片送給孤兒院、老人院,又在地鐵派發。這是抱抱良音的第一代歌手,第二代有方大同、謝安琪、張繼聰等人,最新一批則有新青年理髮廳。黃志淙說:「最初做抱抱良音是2004,現在是2014,隔了十年,我們在暑假開始蘊釀,想在年尾搞一個生日聚會,把所有曾參與的歌手都叫回來。那時已預計佔中會發生,但想不到會這樣發生,這麼大件事。我們是想找一班人一齊攬下抱下,暫定在PMQ舉行,希望經過的人會想想這群人在做甚麼,這麼傻。我們不是說,一定要與城市傳達愛啊這些,但至少相信音樂可以帶來正能量。」
音樂文化不是音樂工業
黃家正學習的是古典音樂,原來他也會留意流行音樂,而且愈說愈興奮。
在女朋友介紹下,黃家正開始聽Daft Punk,覺得很創新,又嘗試聽Rap,覺得節奏很強,很易入耳。「為甚麼流行音樂可以這麼厲害?」他問,「但當你放下所有音樂類別後,你會發現Daft Punk的流行音樂是未來的聲音。我很有衝動去學。」
Daft Punk是電子音樂團,黃志淙口中「捱了十多年才被點石成金」的兩個法國仔。黃志淙說,外國的邊緣世界有很多人在做這些有趣的事,而亞洲或中港台,好像也漸漸發展出這個邊緣世界,如網上媒體,為音樂文化帶來極大養份。「我們常常都把音樂工業與音樂文化混淆,但其實兩者是不一樣的,音樂工業就是金錢掛帥,從前大家非常在意一張唱片賣得好不好,又或是發明星夢,參加歌唱比賽,等人簽約。但現在很多人做這些事情是業餘的,不一定想全職,也不一定想賣錢,他們擁有音樂的專業技能,但職業卻可能是會計師、老師或司機,放工夾歌,再DIY自己的作品。我覺得這樣的音樂生態很健康,年輕人在工餘創作令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連成年人也可以實現他們的夢想,不會再像上一輩人一樣,想一步登天,卻有更多的空間、時間過濾、沉澱,形成的是文化,而非商業,音樂的流動性變得更大,這樣很好。」
生命的限制與可能
黃家正說:慢慢我開始比較,如果我是他,會怎樣呢?
他笑一笑,續說:「如果我是電腦工程師,可以在那個範圍改變世界,多好,如果我是電影導演,多好,如果我是律師或醫生,我做的事情又會很不一樣。年紀愈來愈大,可能性漸漸縮小,十九歲時覺得即使喜歡音樂,我也可能做記者。十九歲時我不會這樣想,現在卻會思考自己不可能做些甚麼,撇除後,再想自己的可能性,以後還可以做甚麼。我老了,十五歲時可以起床後,慢慢來,現在覺得不行了,若不爭取時間,就不會再有機會。」
黃志淙回想自己像黃家正的年紀,很少胡思亂想,所做的事情都很著地,「因為世界不同,當時沒有手機又沒有互聯網。那時我做電台,跟老闆說電台沒有做音樂工業題材的節目,老闆就給我做,做完節目後,我想讀碩士,想去英國讀,卻沒有錢,後來香港大學來了一個教社會學的老師,我拿著本來預備去英國讀書的資料叩門,他就收了我。如果當時我離開香港,我的DJ事業不會如此發展,可能我就變成另一個人了。」
談及機會,談及未來,黃家正十分興奮地說,「這真的是這十幾天的事,我決定要再讀書,我希望走向另一個高峰。」雖然想過暫時不修讀與音樂有關的課程,想走進其他領域一看究竟,但他卻說這是古典音樂家的咀咒,「成就與造詣並無止境,到第二條路走走,回來後就會沒有那麼專業」。故此,他仍打算向著原來走來的方向,再走向更遠的美麗之境。「如果我再讀書,我所尋求的不會再是技巧的進步,我著重的是自己學習的知識可以直接應用在我之後想在香港做的事上,我想辦一個音樂教育的社會企業,受益人是沒有能力學音樂的學生,這就是我在香港音樂的願望。」
黃家正剛完成演奏會,認為在演奏會中與觀眾分享個人所思所感十分重要。
談到綠色生活,黃志淙回夏威夷探親時,會獨自到海灘衝浪,學習等待大浪,
同時感受及享受自己與大自然間最私密的交會;相反,黃家正分享曾參加到冥想營,
十天不跟人說話卻把潛藏的想法誘引出來,並想到現時的音樂教室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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