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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室的窗外窗內

文/ 溫善婷


下雨天的午飯時間,我們相約陳敢權於油麻地美都餐室。天花的吊風扇轉著微風,牆壁和柱子排列著手寫書法的力度,他從旋轉的樓梯步向二樓雅座,雨傘的水輕輕滴在藍藍綠綠的花地磚。我們在五十年代的唐樓,談著六十年代的電台廣播劇故事,細數在為兩餐辛勞工作的年代,那些同舟共濟的美好往事。


尋找失落的人文風景


常聽人提到美都,但陳敢權總是在外頭看,這才是第一次來。「話劇團設在上環,我晚上經常光顧新釗記,而摩囉街從前都有很多茶廳餐。以前住在旺角,美而廉就是我的飯堂,那時候還沒有ABC餐,而是『全餐』、『常餐』,吃到『全餐』就非常豐富了。這種文化當然適合香港人的節奏和金錢負擔,而食也是最『到胃』的人生享受。不過美而廉也漸漸變質,像新加坡餐廳了。」城市空間在變,生活方式都在變。今天我們捧著手提電腦寫稿,從前卻是爬格子,當要大量修改時,得把原稿紙剪剪貼貼;隔離鄰舍從前煮糖水會分給大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反而現在都大門緊閉;以前在家吃飯是必然,若跟媽說不回來,會有悔疚之意,現在回家卻要預約,隆重其事。「這些變化都是不知不覺的。」


新劇季,恰恰就有幾個關乎於人文精神價值的戲,以歷史和社會變遷為題:俄國大文豪契訶夫的《櫻桃園》,講述19世紀的新舊社會交錯,當代貴族面對中產興起、奴隸解放的社會變遷,他們是拒絕或接受?該留守或離開?或許,最後總不能倖免地被取替、遺忘;也有前藝術總監陳尹塋博士編導的《如此長江》,以「宋家三姊妹」宋靄齡、宋慶齡和宋美齡為題,從側面勾劃中國由民國初期到抗戰時期,中國人的民族情;而最貼近我們這時代所懷愐之失落價值的,是由長壽廣播劇改篇而成的《十八樓C座》,以及重演去年的《有飯自然香》。


「兩個戲有異曲同工之妙,《十八樓C座》第一幕由茶檔開始,發展成茶餐廳,《有飯自然香》則是由飯館的後院,走到飯館裡面。」那一代的回憶,由周老闆、祥嫂、鬍鬚仔、「冇牙」三姑、孻表叔一眾街坊人物組合起來,每日在茶餐廳這麼一個親民又嘈雜的共有空間論盡時事,見證香港的起飛和成長,七嘴八舌之下,講的其實是我們珍而重之又岌岌可危的言論自由。而《有飯自然香》,以「然香飯店」為骨幹作社會縮影,描述六十年代香港的精神面貌景況,再帶出左鄰右里的守望相助的精神。「上一輩香港人都不過是移民偷渡來港,身份並不強烈,對於內地的同胞更是關顧,常寄日用品如毛巾等回去,是共患難的,不像現在衝突處處。文化背景不同,以內地40歲這一代人來說,他們那一套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其實不需要為香港人而改變。」


愛家庭的真實感情



這兩齣港式港味的戲,都出自陳敢權的手,陳輝虹原著《十八樓C座》,由陳敢權改篇搬上舞台,《有飯自然香》也由他編導,由「一口飯」說起,除了是飯桌上的主食、中國人的飲食文化,也是一家人圍著吃飯的親情,難怪有人說陳敢權是「住家男人」。「家庭是我寫作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某種對家的困惑,都是最真實的感受,有血有肉。我的故事不是光靠想像中的愛情,或是光怪陸離的奇幻情節。」就好像是20多年前寫下的經典劇本《星光下的蛻變》,說毛毛蟲和大白菜的愛情故事──毛毛蟲必須要吃大白菜的葉才能蛻變成蝴蝶,可大白菜心裡只想它能成為蝴蝶並永遠在一起,角色對於愛情的矛盾、對於自身生活生命的取捨,都是真實而永恆的,有說陳敢權最初是為了哄太太睡覺而想出這故事;他另一個代表作《雷雨謊情》由2000年寫下的《周門家事》改篇,是描寫一個劇作家在編寫劇本過程中飽受創作滯礙與妻子怨懟的雙重困擾,在經典中重新引出夫妻之間的實在困窘。


「這些創作都來自於我的感受。讀書時老師說,Create your own style,不是指與眾不同的風格、爆發的想像力、語言運用等等,這些都不過是外在形式(form)。我們要表達的是與生俱來的情感,喜怒哀樂,以及想事情的方法和態度,重要的是想法(thought)。年輕時我也曾經想突破,像加入粵曲元素、甚麼女媧補天的情節,不過人們還是說:『很陳敢權』!我走不出自己的五指山,逃不出自己的想法和態度。於是我想,何不以此為自己的花果山?最美的花果山!這是一種artistic formation。」


視覺藝術家


陳敢權除了是美國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的戲劇碩士,也擁有美術設計學位,較少人知道的是他畫畫那一面,提起立時眉飛色舞。他學習中國畫,畢業後為兒童雜誌《Boing Boing》做插畫師多年,現在的辦公室也放了好幾張畫作,超現實主義風格。「作畫、導戲、寫劇本,都是創造一個世界,就像神一樣,Let it be light, and there is light。整個世界都是屬於我的。擺放在辦公室的畫,畫了個小丑融化成一滴眼淚,名字叫《Ding-Dong! The Clown Is Dead》,來自於《綠野仙蹤》的音樂《Ding-Dong! The Witch Is Dead》,本來的故事中女巫被淋濕後融化了。」他最近還在「You Draw」手機程式畫了那隻黃色吹氣鴨仔,電子屏幕上作畫也不減畫功,當展露自己多年的興趣時,甚麼科技日新月異、流逝迅速,反倒沒太在意。


2008年他出任香港話劇團的藝術總監,比從前的編劇、導演、舞台設計、戲劇教育和舞台管理以外,多了一個重要的身份,兼顧大量行政工作,陳敢權坦言創作的時間已經變得很少。「寫作前我需要靜化一段時間,腦袋要充滿某個情境、狀態,但工作多了會議、交際、行政,通常晚上8點同事下班了才能寫作。我需要避靜,但機會也不多了,最多兩至三日。對創作人來說,做artist當然是最幸福,好像16、17世紀藝術家由貴族所養,惟一工作就是以藝術取悅諸侯伯爵。你說今天可行嗎?我寫了劇本40多年,寫過50多部,還不過是個業餘編劇。」他以前在演藝學院任教19年,工作量一樣沉重,卻很專注,目的是培養下一代戲劇人才,如今卻很多元化,每樣都得兼顧,有得必有失。


處於一個甚麼年代


無論哪一個年代,努力還是必然的,但方法和心態卻很不同。所謂有飯自然香,有麝自然香,做得好自然會成功,這是六十年代的拚搏精神。以前為了吃一餐好飯而努力,很直接的,得益全家人,社會也就好了。現在卻不那麼單純,對家庭和社會的貢獻色彩沒有那麼濃。話劇團培養新人,推出「新戲匠」計劃,收了好幾個劇本,不謀而合都是關於「困獸鬥」,像透過餐室的綠色舊窗框看出去,對面那座被燒過的樓房。「《最後晚餐》、《爆蛹》和《危樓》三齣戲,都描寫一個剝落的世界,沒有出路。我覺得年輕人把自身利益看得較重,他們是有面對的困局,但也許把鬱結放大了,而個人信念卻見薄弱。社會如何回到手拉手的團結?在美國,假如城市建立了一個優質的劇團,或者博物館,大家都會做義工、捐款,be part of it,但在香港是不大可能發生。社會已經沒有超級英雄來領導,難出現那種向心力。」每個城市、每個年代都有自己面對的矛盾和困惑。或許我們並不處於大時代,沒有激烈和動盪,但以不斷的創作和微細的觸覺,捉緊正在逝去的美好價值,暫時看來還是踏實而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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