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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言.絮語:我們該如何言說「女性」?

文/洛楓

每個年代當我們談論「女性」的時候,總因應時代環境的需要而面向不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追求的是男女平權、同工同酬及女性在婚戀、懷孕和墮胎等議題上的自主;八十年代則轉向拆解社會文化對女性的制約,同時爭取邊緣性別如易服女人和變性女人的開放;到了千禧世代之後「女性」的界定已經無法單一自存,並由相對於「男性」的二元對立落入更多男男、女女、亦男亦女、非男非女等各樣酷兒景觀。因此,當我們仍然必需談論「女人」的時候,便需要具備相當清明而流動的性別意識,不能往過時的舊路走回去,因為時代是義無反顧的!去看香港全女班編舞的作品《針言‧絮語》,讓我回溯了「女性」論述走過曲折的路,五位年輕女性編舞葉麗兒、藍嘉穎、植凱英、馬詩雅和黃碧琪透過舞蹈動作,回響了七十年代法國女性主義者西蘇(Hélène Cixous)的話語──女性必需以自己的身體發聲和書寫──如此切合舞題,卻又這樣反向逆差,才令我慽慽然踟躕然後停步……


西蘇認為女性必需掙脫男權的枷鎖,抗斥保守教育和政治對女性身體的禁忌與污名化,以自身「陰性」的特質從身體出發,確立自我的主體意識,為個人也為女性聯盟發聲、書寫和律動,讓女性的身影能夠照現,不再被抑壓和遮掩。從這些理念觀照《針言‧絮語》,的確看出許多既立體也顛覆的端倪與聯繫,五位女性編舞以自己的「身體」作為「舞/武器」,讓陰性的特質表露無遺,同時也反擊了主流社會的性別偏見。例如舞蹈開始的時候,四個女舞者穿戴一樣的衣裙、化妝和假髮,是時下媒體網絡中非常典型的女性造像,猶如芭比(Barbie)娃娃的模樣:大眼、長睫毛、紅唇和玲瓏的身體線條,這種千篇一律的形態只符合大眾定型的眼光,完全泯滅了女性獨立與特殊的個性;跟著第五個舞者從觀眾席站起來走入演區,提起一面反光的鏡,逐一照映女子的臉,並伸手從她們臉上撕下濃密的假睫毛、抹去艷紅的唇彩、再脫下假髮,四名女子從而恢復本來的面目,除去整齊劃一的妝容後,是一張一張輪廓、髮型、體態,甚至性格和風格截然不同的個體!很喜歡這個場景的塑造,充滿細膩的日常生活觀察、慎密的心思和靈巧的批判,畫面的佈局意象明亮、剛烈,無需言語單憑肢體動作的戲演,便已經將主題思想深刻而豐富的展現,充份流露顛覆的行動力量。可惜這個意念大刀闊斧、動作洒落撇脫的開幕只是曇花一現,下續的篇章卻未能具有足夠的力度與膽氣承接,反而逐漸收窄於一套二元對立的思維,致使女性的色相在破解規範之後再跌入另一套程式。


《針言‧絮語》的性別程式在於將女性的界定放在「生理」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上,同時又跟「男性」作二元對立,形成一個相對地封閉和封存的系統。例如以二十八日的月經周期作為主體論述,借用旁白言說生理、心理與情緒的「痛」,以長條麵包和酒樽象徵男性,暗示女性的情慾渴求,及其對懷孕的驚恐與期盼;又例如那個一直擺在台上彷彿地老天荒的水缸,以流動的水比喻女子的感性與陰性,身體的力量來自子宮,那是女性最私密也最異於男性的身體構造。這些舞台道具和象徵物件,莫說已經有點陳詞濫調(cliché),在流行的論說架構中未有翻出新意,而且也處處充斥非此即彼的界分,將「女性色性」(female sexuality)給釘在一個固定的框架內自給自足,割裂於外在社會、文化、歷史、政治和經濟等各種成因。這種二元格局和本質主義在舞作的後半部更變本加厲,編舞借用連串旁白,娓娓道說和分析「男女大不同」,從肌肉的組織、血液的比例、鈣質的含量到性情的取向,都一一羅列彼此的差異,譬如說,男人的聲線較沉而女人較高,女性因懷孕而懂得包容和關愛,男人則因肌肉發達而理智勇猛──看到這裡我開始感到不安了,首先,這些醫學或科學論述大部份來自「男性」權威,何以用來界定女性特質?第二,如此「泛論」(generalize)男女之不同,無論對誰來說都失之簡略,欠缺周全而複合的面向(難道沒有男聲高於女聲的嗎);第三,正如前面所述,千禧世代以後我們已經捨棄了單向、直線、固定和幽閉的思維方式,代之而來的是流動的、變化的、多元和開放的性別建構,無論女性、男性都彼此游走、越界,跨入千變萬化的性別形貌,無論是陰柔男性還是陽剛女人,甚至酷兒的混種,都締造了你你我我的眾生也眾多色相!



評論場次:

《針言‧絮語》,5月5日(星期六),晚上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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