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仁。詩人、藝評。
一九六七,一個年份,沒有任何指涉,或許這正正反映了《1967》的一種方向,那就是對特定歷史框框的否定,將「歷史事件」回歸至「某一段時間」。對熟知香港歷史的人來說,「一九六七」本身已經是一個符號,就如八九、六四一樣,不止是冷冷的數字。但隨著「一九六七」逐漸被下一代不斷淡忘之時,本土的抗爭史或有被煙沒的憂慮。在高唱面向未來的主調之下,重新再將「一九六七」翻出來,需要的是多角度的思考。
《1967》並非純然照搬歷史事件上舞台,一條褲製作搜集的素材相當廣泛,包括新聞報道、照片、備忘錄、政府聲明以及當事人的訪問,當中有民眾、警員以及社會學者,嘗試在眾聲之中找到可呈現的多廣角全象。首先,歷史以人文的向度視之,包羅了人的感情,而對於親身經歷「一九六七」的人來說,可被喚起的記憶才是最為重要的,只有對局外人來說才會隔了一重文字或錄像。導演胡海輝其實充當了一個考古學家,考據的不單是硬生生的史料,亦有人的感情。
回到劇場的角度來說,如何將以上種種演活,可是一個難題。一條褲製作沿用一貫的一人分飾多角,暗示了台上的演出到底是虛構的,跟真實並不完全一致,演員可以代入多個角色,觀眾亦可以有多個視點,解構既定的事件,自我生成想像的空間。然而,劇場的後天加工即使想盡量不影響內容,但始終會對整個歷史氛圍有所渲染,如劇中紙屑於天上紛飛、以半透明膠板作盾牌、粗魯的警察,在所難免地暗示了某一種角度,這亦難免跟當下香港社會的抗爭有所勾連。
筆者認為劇場的安排本身構築了藝術工作者的內在聲音,劇場以演員的自述開始,中段加入了演員參與公祭和重訪事件的片段,結尾道出了演員的自白書信,可見劇場並沒有故意壓抑演員的聲音,可幸這種聲音並沒有過份膨脹,反而借適度的反應以示演員與觀眾的等齊觀。這亦同時回應了前文所述以「人」為中心點的劇場觀。既然演員作為整個演出的一個持份者,理應可以表述自己的主觀情感。以上的安排其實也是一種姿態,作為反思的帶頭者,如果本身沒有自己的立場,不是太矛盾了嗎?唯一可以討論的倒是如何呈現的問題。從演出的實際策略上看,「一人分飾多角」與「演員的內在聲音」互相融合,對演員本身來說較為容易掌握,筆者看不到演員的表現有任何違和感,如果有的話,應歸咎於不能容忍對所謂對現場感的破壞的想法。細想一下,所謂的現場感是應該被破壞的,正如那不存在的歷史感,都應予以反思。說到底,由疏離與置入的互相拉扯所形成的藝術觀,同時是將「紀錄」與「劇場」放在一起的藝術觀。
評論場次:
2014年8月1日/晚上7時45分/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1-2. 《1967》 劇照。Photo credit to Chi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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