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孟倩宇
文/ 溫善婷
圖/ 溫善婷及受訪者提供
這個台灣月盧健英忙得不可開交。除了前期策劃和準備，各場演出她也是座上客，像藝穗會小劇場《耳背上的印記》，她一早來支持年輕劇團三缺一；《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導演楊世彭亦在台上向她表示謝意。這位初來香港報到的台灣光華新聞主任，第一仗打得漂亮，表現親民，她資深表演藝術藝評人的身份也被注意到。這天剛好台灣月落幕，我們跟盧健英約在誠品TEA ROOM，坐下來聊聊天。
思源
「早年我都不品茶，只喝茶。兩者很不同，喝茶非常功能性，品茶則需要一種欣賞性。因為工作關係，我曾經跟南管（即南音）音樂家合作，在台灣南管跟喝茶是連繫在一起的。因為它很慢，好比品茶，你必須花時間等茶葉泡開來，而一段等待的時間，如同中國藝術裡的『留白』。品茶提醒我們的是，你要給自己生活裡頭留一點白。可是，留白這件事情，卻沒有辦法讓你先設計好。你可能就要留一些空間讓它跟某些事情不期而遇、即興，是當下發生的。年輕的時候，我以為開水泡下去就可。後來才知道不能用100°C的開水去泡茶，而且不同的茶所需要的水溫不一樣，所以沒辦法只用一個recipe。有的茶你可能只能用75°C，有的茶你可能要到90°C。但是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就以為所有的東西都是100°C。」她笑著說。百香果茶端上。她沒有選最傳統的普洱之類，純粹因為想嘗點新口味。
比起香港人，台灣人好像比較會賞茶品茶，講究如這家茶室，茶類以季節分，冬天的有好幾款如梨山冬茶、大霧社冬茶，寫道：「霧社緊鄰合歡山，為賽德克族的生活核心，終年寒氣濃厚水氣飽滿，茶樹碩實壯大，在純淨高冷的環境下製出柔順、芬芳、味甘帶甜的茶品。茶香清新甘醇，茶湯清澈剔透，散發自然留香的口感。」這是一種對於茶的研究，更是對於產地自然條件的覺醒和善用。不過當被提倡至生活風格的層面，則不得不提到近年文創熱潮的興起。盧健英作為資深文化人和管理階層，觀察並塑造著台灣近十年的文化藝術發展。
「我覺得活在這個現代裡，很多東西都是經過被包裝的。那我們反而因為被包裝而失去了很多認識那個非常『plain』的狀態的機會。在我成長的歷程中，其實就是慢慢地剝下很多的包裝，去認識什麽是『plain』，和泡茶是一樣的，它慢慢就會泡開，『plain』本身就很有可塑性，很有變化空間。這個是我在看現在所謂『文創』這事情，往往最成功打動我們的人或企業，或者產品，是因為它很知道它的源，知道原始的本質是什麼。誠品始終沒有忘記它要做的，例如閱讀本質，和一件事情叫分享。我覺得在台灣也好，香港也好，它始終堅持著初衷。你一定要先知道、肯定那個價值後，才能夠在上面增值。」
留白
回到最初，盧健英很年輕就想當記者，也選定了藝文版這條路，她說，只是巧合遇上了一個萌芽期。「雲門舞集成立得比較早，在我大學時候就已經五歲了。到我畢業時，好些年輕有才華的舞者例如林秀偉，從雲門舞集獨立出來，創作自己的作品；台灣第一個業餘的實驗小劇場劇團蘭陵劇坊，也宣布停止，但很多學生例如金士傑、李國修，也出來成立自己的團；我後來又趕上了臺灣的『小劇場運動』，冒出一群從蘭陵劇坊出來而更年輕的的創作人，與我年紀差不多。約25年前的台灣社會存在很多限制，還是有劇本審查。」
她說那個年代，有點像在現在的香港，有很大一片空白。「在我畢業後兩年，台灣解嚴了，到了一個『天快亮還沒有亮的狀態』。那個狀態是最有趣的，你不知道誰要做第一個，而他的姿態又會是怎樣。就像武昌起義前你不知道誰會開那第一槍響。所以那個時候非常有趣，有很多在可與不可之間的曖昧模糊狀態。小劇場運動中藝術家要突破禁忌，可能是政治上的，例如我可不可以講對岸的事情？我可不可以用對岸的劇本？就像試水溫一樣，腳踏進去看看可不可以。或者有些禁忌很簡單，比如我的頭髮可不可以長一點點？可不可以裸體？裸到甚麽地步？大家都在試一點、試一點。我當年很年輕，從這些藝術家身上我看到勇氣，也看到無助。我覺得我除了是一個報道者，也是一個陪伴者，畢竟我們在主流這樣一個角色裡。那段時間對我來講還蠻有趣的。」
茶道
不少人都知，盧健英因為喜歡雲門而學跳舞，也因為林懷民跟她一樣，新聞系出身，20多歲才去跳舞。「他讓我以為我也可以（笑）。因此去上舞蹈課，編了幾年可以跳舞的夢。幸好覺悟得早，老天爺沒有叫我走那一條路，但我還是很高興有那樣一段過程。因為你自己動過了，你就知道什麽叫身體，真正產生你自己和身體之間的對話的經驗。我從小討厭體育課，生平第一堂體育課就收到很大的挫折──打躲避球，規則還沒搞清楚，球就來了──從此我失去了很多享受身體的勇氣。後來去上舞蹈課，初次享受到心跳的感覺。當你曾經感受到每一塊骨骼、關節和肌肉之間的關係，或者身體的律動和心裡的平靜的狀態達到什麽狀態，那樣一段身體體驗，對之後寫評論很有幫助。同時，老師講很多舞蹈故事，國外的國內的，知道什麽叫流派，什麽叫技巧，什麽叫風格。」而林懷民老師，則成了她的典範。所謂典範，就是他改變了很多觀念。其中一個是他讓表演這件非主流甚至不入流的事情，改變了台灣社會看待藝術家的方式；第二個是隨著雲門的成功，他也改變了世界看待台灣的方式。
「我剛剛開始跑新聞沒多久，雲門舞集就宣布暫停，而且不知道甚麼時候恢復。我記得我去參加那個暫停記者會，回來寫新聞稿的時候是邊哭邊寫的。因為我才剛和老闆說不要讓我去跑經濟新聞，我要跑雲門舞集，全台灣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國家劇院，就只有雲門舞集和新象兩家，其中一家關門了我怎麼辦？一直等到林老師休息了兩年，他恢復了，又開始了，也展開我和雲門工作最密切的時期。這一代舞者和我同一個年代長大，看著他們從大學畢業、慢慢成熟然後跟林老師之間透過排練的過程、創作者和舞者之間的關係，了解到『因為你我才會有這個作品』，跟藝術家彼此之間的這種激蕩、互相的琢磨、互相的成長，我很幸運有很多的機會看一個作品從無到有的過程。你看到舞者從罵林老師、到和平相處、到感謝；也看到雲門風格的形成──很慢，像《水月》，慢得眼睛合上、再張開來，他還在那裡；對舞者來講，這也是一個脫皮的過程──因為舞者從小的訓練就是芭蕾、太極，從『動』到『不動』，雲門的舞者歷經非常多的心理轉折。到前幾年，像我這一代的記者們，跟著雲門的步伐一起走過的，當聽到雲門一些作品『封箱』，就會很捨不得，畢竟你看著它長大。」
待化
從記者到《PAR表演藝術》總編輯，到台北市文化局研究師、擔任台北國際藝術村主任，到現在於香港的光華新聞中心當主任，媒體工作始終是她最喜歡的，不論到哪個崗位，她始終抱著做媒體的心情去做，因為那是關乎溝通，例如說，怎樣傳達好的東西給觀眾，以及如何帶領一個團隊。「很多時候加入一個機構，團隊就長這樣子，不能選。所以，我們應該去想怎麼找到每一個人的專長。我希望認識最真實的他們，而他們也要認識工作的初衷。如果你的初衷和我的初衷有差距，那就只好離開這個團隊。第二點就是我覺得爲了維持大家都能夠有那個初衷的狀態，我會希望大家的工作都是愉快的。每一個茶葉都要讓它有舒展開來的空間。你不能在一個壺放滿了茶葉，每一個茶葉都打不開來。每個人都有那個開出來的機會、空間，就要給他們。」
而今年台灣月，我們感受到野台的力量，現代舞也可以野台，喜劇也可以野台。「臺灣就是沒有足夠的劇場，沒有這麼富裕的政府，於是「野」，就是自由、開放。我只有豆腐的時候，就必須用豆腐做出一個麻婆豆腐。可是，我只能告訴你台灣有這樣一個做法，台上的東西能搬過來，但台下幾千幾萬的台灣民眾我怎麼搬？所以台下這部份一定是香港朋友去創造的香港經驗。」雲門2帶來的《UMA》及舞作選粹，前面幾分鐘台上是完全沒有音樂的，但是沒有人走。香港人回到了我們的尖沙咀，重新擁有了尖沙咀。
十二月光華新聞中心辦紀錄片影展，盧健英坦言說：「作為一個台灣人我有一點很驕傲的，是台灣人民那麼怕展現自己的不好，而紀錄片卻永遠都在告訴我們有哪裡不好。」幾部紀錄片都真實地反映台灣的底層真實的社會問題，像《拔一條河》紀錄八八風災中慘遭滅村的高雄甲仙小林村災後重建過程，靠一群小朋友用拔河比賽讓大人重新燃起生命的力量出來；《一首搖滾上月球》講六位年過半百的樂隊成員，當中有國中英文代課老師、網站設計師、街頭運動家、教會行政、捏麵人師傅、以及的士司機兼代班鼓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年男士其實是一群照顧罕見疾病兒女的爸爸，透過音樂在長年的壓力中找到正面的力量；《縱橫的小孩》講一群得了絕症的小朋友，他們決定去爬臺灣的第一高峰。
「我只有告訴大家台灣的本質是什麽，台灣就是這麼小，卻永遠在小的土地上努力去找到她的優勢、它的價值去存在。那它也有它的局限要面對。如果你們認為她有迷人的地方，這些成功與失敗，都是塑造它成為今天你們想像中的台灣。」
TEA ROOM
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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