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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藝術X國際關係專訪楊家輝、沈旭暉

文/趙曉彤

圖/楊嘉輝、沈旭暉、趙曉彤



楊嘉輝,藝術家,作曲家,現任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於作曲方面受學院正統訓練,作品往往融合當代音樂、科技及新媒體等元素,曾在2012至2014年游走中港邊界八次、收集邊境聲音並創作〈暴力邊界〉計劃;沈旭暉,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全球研究課程主任、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方向包括國際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喜歡音樂、電影、文化,於《信報財經新聞》任主筆(國際),同時替媒體雜誌撰寫音樂文章。當踏足中港邊境感受政治邊界的藝術家,與喜歡音樂的國際關係學者相遇,他們會有一場怎樣的對話?



人在邊境前



楊嘉輝作品〈暴力邊界〉(2012-2014)。2012年2月,港府正式分段開放邊境禁區,

預示着兩地邊界線的必然消融,他遂多次進入邊境區域,收集中港邊境線上的隔離物的聲音。



〈暴力邊界〉是他在港邊界以接觸式麥克風固定在鐵絲網上,再將震動頻率逐點逐點紀錄成圖像音符的作品,他最初有這概念是2005年政府說要開放邊境禁區,他想看看中港兩地的邊界到底是怎樣的。「我的創作動機很簡單,不過是在思考:如果有一條界,這界線會在哪裡?而這條界的兩邊到底有多少人住?這些人又在做甚麼事情?腦裡冒出了很多瑣碎的想法,但我又不想答問題,我只是想問問題,便設計了這慢步行為,很用心地進行計劃,漸漸開始思考:為甚麼會有界呢?可能是因為跨界的慾望吧。然後就覺得要把一些東西收集回來,通過收集的行為來完整自我,或完整一件事。」


地圖上的邊界如此分明,然而人在邊境前,卻發現中港的圍欄並非建造於地圖顯示的邊界上,而聲音,也因為有穿透的能力,無論他在鐵絲網的中國那邊,或是香港這邊,聽見的聲音都是一樣的。邊界到底是甚麼?或許不過是一場想像。有時楊嘉輝會被問及,覺得自己是屬於X類型的藝術家,或是Y類型的藝術家?他才開始留意原來其他人是會這樣把藝術家分類的。」


「〈暴力邊界〉其實是一次單一創作事件,我更想思考的是:到底為甚麼會收集?或許是因為香港人這身份,令我思考一國兩制、中港矛盾等政治現實。但我從前的創作,一直是喜歡自己的作品放在哪裡發生都成立,而不一定要與香港有關。從前我的想法是,我在香港這樣的城市長大,我的生活經驗會與紐約等城市人相近,我相信這是跨國界的、國際化的生活經驗,而這種經驗並不是以某個地方的人來劃分的,所以我有很長時間也很抗拒與政治身份有關的東西,但後來從外國回港後,卻覺得國際化其實是另外一種壓抑,而反抗的方法不是把本土身份拿出來賣,而是用另一種方式去思考自己的本土身份。」


原來界線並不是那麼分明,而乍似對立的物與物之間那條曖昧的交界,更令他深思。最近他在思考戰爭與鐘聲,「因為造鐘的那種叫鐘銅的物料,原來除了做鐘以外,還會用來製作大炮等武器。從前歐洲國家打仗,因為不夠金屬用,便四圍去拆走教堂的大鐘來做武器,到打仗後,這些大炮又重新熔解來做大鐘,再給人掛在教堂敬拜……我仍在蒐集資料,還未想到自己要做甚麼,但我會尋找那些曾成為武器的鐘來做一些計劃。」



楊嘉輝作品〈原野牧歌〉(2015)。他以音樂符號與地圖,

虛擬香港在抵禦強敵入侵時的部署防禦情境,並在2015年巴塞爾藝術展作現場演出。



不成文的界線



邊界這概念是虛構出來的,你信就有,你不信就沒有——沈旭暉聽過這種對「邊界」的說法,並頗為認同,「如歐盟各國從前也有國界,但現在他們把這些界限拆除,你就看不見國界。你從法國到德國,從比利時到法國,也不會感受到那條國界,所以某程度上,界線其實是在特別環境下建構出來的,其實也不止國界,社會不同圈子的界限亦然,你覺得文化人與生意人之間有沒有界線呢?你信就有,你看不到就沒有,這就是人為的界線,而國界有時也是這樣。」


社會總是賦予每個人特定的身份,而每種身份也有許多不成文的界線,「就是你不可以做某些事,如在大學教書的學者,你要遵守一些很嚴格的規則,但這些界線其實是不成立的,所以你只能夠不斷測試那條底線。個人認為,其實你是要打破一些不成文的邊界,才能鼓勵不同行業的人去做一些更獨特的事,所以我們要有能力在幾個邊界之間游走,打破他們一些限制。當然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的形象,但這形象其實次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夠游走於不同界限,所以我常常思考如何可以將一些很離地的學術概念放進文化藝術,如音樂、電影裡面,這樣做其實又是否真的可以打破限制?」


有時他覺得香港學生的最大限制是難於突破框架,「在一個框架裡,香港學生很有創意,例如雨傘運動是在一個運動框架裡進行,於是創意源源不絕,現場的所有藝術品、標語、海報都很有創意,但所有創意卻要在一個他們認識的框架內進行,而要突破這框架的能力又出奇地缺乏,很少思考框架本身有甚麼問題,但又能夠在框架裡發揮最大創意,這現象的源頭是香港教育方式單一,所以香港人在micro層面的創意源源不絕,但macro層面的創意卻很有限。」



大學環境愈來愈差?



沈旭暉覺得香港有很多無形的框架限制著每一個人,不太容許自我發揮,「好像我們一定要成為社會精英,有社會精英的形象,於是很多事情必須做,又有很多事情不許做,很奇怪。」楊嘉輝好奇他可會覺得大學環境愈來愈差,他答:「近幾年確是差了,因為大學追求的是排名與交數,大學的趨勢是愈來愈把個人能力量化,可是社會學很難量化,藝術作品也難以量化,如何計算你有多少藝術品及這些作品有何價值?但現在你趨勢就是計算你去年寫了多少篇論文及被引用多少次,這種遊戲其實是很無意思的,再加上大學的道德包袱很大,很多事情你都不能做。」


「那你會想離開大學嗎?」楊嘉輝問,沈旭暉答:「我到此刻仍在思考,因為你如果為錢是不應該做學術界的,你是因為它的自由才做,但如果連自由也被剝奪了,你還留下來做甚麼呢?很多在大學工作的人,其實是想利用它的空間來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大學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給你實現一些有社會價值的事,而大學最大的價值正是可以改變一點社會風氣,可是為了滿足官方要求,學者只能做一些很大路的研究來交數,大學是多了很多計算,但如果在大學也要這樣工作,我不如第一天就去賺錢,商界的好處是明買明賣,大學卻變成了很虛偽的一件事。」


他覺得現在的大學也無法實現教學理念,像學系有一個課程是專收副學士、再幫他們升格成為大學生的,但大學會覺得這些學生沒有價值,「學校想收精英學生,成為亞洲一流大學,但如果你以教育理念去想,就覺得整件事剛好相反,因為好的學生不需要你教,反而副學士學生才是你真正需要扶助的人。」他不想永遠留在大學,也認為人需要嘗試不同事情,他的短期目標是開設文化旅行社、咖啡店,也想製作一些擁有國際元素而香港人可以理解的概念音樂,「這所有事情的比埋頭寫只有十個人看的論文有意思,有時我會想:如果不在大學工作又沒有生活壓力,日子可以怎樣過呢?可能我會在台南開一間民宿,就此渡過一生,也比現在的生活快樂。」



國際音樂在香港有市場嗎?


最近沈旭暉參觀了Arts Center的北韓攝影展,他很喜歡身後這幅照片。


沈旭暉也會看藝術展覽,通常是與國際議題相關的,但表面看來與國際議題沒有關係的展覽,其實仍然可以成為他的課堂教材,例如分析某國藝術家的成長背景,再探討他在作品裡表達的訊息,「近年我們增設了很多從日常生活認識國際議題的課程,用音樂、電影、體育等元素,希望學生覺得身邊總有一些東西可以勾起他們對國際事務的興趣,我們常常都想找出這些可以打通兩者界限的位置。」


沈旭暉在復活節假期到尼泊爾旅行。


沈旭暉想知道,如何可以做出一些在香港也有市場的國際音樂?「例如在美國,爵士樂和藍調也可以很主流,但香港好像很難,一個晚上你到蘇豪區聽一個爵士樂的現場表演,全場有二十個觀眾,可能已是香港會聽爵士樂的一半人口。一個國際都會不應該是這樣的,但可能是音樂市場限制了這樣的行為。」


楊嘉輝認為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到底有多少潛在觀眾願意掏腰包欣賞這類音樂?他表示,很多美國人支持爵士樂的觀眾,是因為這種音樂可與居住地連成一線,「可能當地的傳統是即使政府多窮,社會仍然會有古典音樂消費,因為他們較易把這些音樂想像成自己文化的一部份,所以很願意掏腰包支持,但如果將這種音樂移植、進口到別的地方,或者就沒有辦法畫出那條相連的線。所以問題可能是要找出那種有人想做、而又可以接連本土文化的音樂,而聽眾入場是覺得自己需要支持這件事,而不止是感官或美學上的經驗。所以粵曲永遠會有一群觀眾支撐著,而不需要領取太多資助,有時我也會掏腰包看粵劇,但其實我不太能夠區分:到底自己是百分之幾在享受音樂,百分之幾是覺得自己需要支持這件事,只知道感官愉悅以外的百分比是很重要的。」



楊家輝

聲音藝術家,愛吃壽司,沒有不吃的東西;在美國留學時最愛吃住處附近一間餐廳的辣三文魚卷,而香港是吃不到辣三文魚卷的,回港後常常光顧住處附近的日本餐廳。


沈旭暉

國際關係學者,愛吃咖哩,閒暇會四處尋找特色咖哩吃,但平日則不會浪費時間吃飯,會隨便填飽肚子、把時間省下來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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