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在生成過程中的書籍裝幀

文/ 心雪

當我們說到文學書，總會被那種文學的嚴肅和重量而壓倒，除了文字本身需要我們更多的耐心去消化外，多少也減低了我們對其設計和裝幀的敏銳度，或許拿起書來就是一古腦地讀。而談起近年香港文學書的裝幀或設計，浮起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也斯再版的《蟬聲與雷鳴》及飲江的《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兩本書在剛出版時甚至還未出版前，就因著其裝幀和設計引起了讀者的注意和話題。剛巧兩本書也是文化工房出版的，於是我們邀請了出版社、作者還有設計人來談一談文學書的裝幀與設計。

一切可能都不是偶然　以及那隱隱約約的源流

為飲江設計《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的原偉銓，是第二次為飲江的詩集做設計，而這次的設計，是原先十多年前的《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的延續版，而且在那之前，原偉銓也曾為幾本香港文學書負責設計，如洛楓的《距離》、阿藍的《一首低沉的民歌》，還有陳寶珍的《角色的反駁》，鄧小樺曾在博客上如此形容：「都是美麗得叫人心裡微痛的書」，能看到這是大家都欣賞其設計的書籍。原偉銓自問只是一個很業餘的書籍設計者，之所以一直為文學書設計，也只是從一個機會開始──「之前曾有失敗的嘗試，是提議一個設計給《九分壹》詩刊，結果沒有錄用到。」與洛楓是同學的他，之後為她設計了第一本詩集《距離》，而詩集的傳閱和討論間，其他作者也找他設計。「純粹只是有這麼一個機會，有人覺得能接受這樣的設計，所以繼續下去吧。」

說著說著，令人有深刻印象的文學書設計好像就從這裡開始，但當然不是如此的：「文學書籍的裝幀，或許是一個傳統。古時中國文人也重視書的版本，其實講的也是類似裝幀的事。那時的書籍要自己刻書，又或是找甚麼人抄寫的版本，又有知名的刻工、版刻等，釘裝有不同的方式，講的也是追求那種美感，可謂是中國傳統的一種淵源。而近代一些，如魯迅年代，有很多書是魯迅他自己做裝幀的。到了49年後香港的徐訏、又或素葉（素葉出版社）、青文（青文書屋）那些書，都是自己設計的。70年代蔡浩泉也做過很多書的設計，在當年還是今日也是很高水準的。作者如崑南也有設計自己的書，如《地的門》有九頁空白，《天堂舞哉足下》書的右下角切掉了。98年有黃仁逵的《放風》，做法簡單但意念很深刻很精彩，就是『黐線』──把一條線黏貼在書的封面上，每一本都不同。整個文學設計傳統上，作家看來擁有相當的決定權和影響力。」在這裡看到的源流，反與其他一般所述的書籍裝幀有了分域，不再是設計師作主動配合，而是作者作為主動一方甚至自己附諸實行的體制，大約與中國傳統──書籍是貴重的東西，而且不流通）及在香港的文學書都是在邊沿的位置和環境影響而生成的體制。因此設計時走的路線不一定是專業的，而裝幀方法上也有了不同的特色。

「生成的過程」　書籍裝幀由「談」說起

作為文化工房出版社代表的袁兆昌，回憶起出版也斯《蟬聲與雷鳴》的復刻版，為甚麼書的頁邊漆了反光的黑漆，又用上內頁紙張平滑和粗糙頁面相間地出現的裝幀呢？原來是從聽和談說起：「設計意念源於畫家江記（江康泉）對詩集的想像和理解。與作者梁秉鈞教授和畫家智海交流時，江記提出可用一種俗稱廣告紙的紙張用於內文，這種紙張一面平滑，一面粗糙，因為他常常想像讀者翻書時，指頭的感覺；內文紙是經多重折疊和裝訂後，能讓平滑和粗糙的兩面隨機出現於內文，可以是第一二頁滑，第三四頁粗，也可以是第一三頁粗，第二四頁滑。雖然這種紙張通常用於海報（粗糙一面方便人家塗漿糊，貼在牆上），成本較高。不過，江記的意念實在很吸引，作者又開明而且重視年輕人的想法，於是文化工房就嘗試了使用這種裝幀來做第一本『復刻文學』系列。」

飲江和原偉銓說起設計書的裝幀時的概念，不知算不算是一種誇張：「其實本書真的談了十年才出來。」就是由出版第一本後談到第二本再版：「因為我們都不是專業的，設計時沒有想得那麼有系統或仔細。」作者和設計人是平衡地參與和交流，飲江補充道：「談的過程是生成性的，每一次都累積一點，當然也需要一個概念及整體上的輪廓，但裡頭的細節的確可能是一種遭遇，例如看到甚麼，要加入甚麼元素，慢慢再變成一本書。」藏書票作為封面的概念，在設計第一本詩集時已經有了，「今次這本就是在原先那本的基礎上，做到少少相似、延續，然後又加入不同的東西。」最先出現的意念是從原有的藏書票著手：「細心看封面上的藏書票，上面有鉛筆掃過鉛字後的凸凹。有這樣的意念是因為小時候過年，大人會送給你封好的糖果餅，包了就不知道裡頭是甚麼東西，就用手摸那種凸凹來猜是甚麼，我們就是要這個摸的感覺。這種拓印亦是對中國傳拓技術的致意，而書中也集綫裝書刻字，字體刻工可說是古人裝幀的核心，這文人傳統因著現代印刷而湮沒，令人惋惜。」

不難發現，設計的意念其中很大的重心是閱讀與發現的過程，由用線纏在書上的書簽和鉛字，封面的藏書票到封面摺頁內的印字、繪畫，書頁內藏著的盲人凸字，用比原版更好的蒙肯紙，書脊上的印章......都是在讀者購入後，從拆封、打開書本閱讀中，除了令讀者舒適，更讓讀者在裡頭發現一個又一個的驚喜，把設計融合在閱讀的過程中，希望讀者在閱讀時生成一個閱讀的過程。「在閱讀的時候，裝幀也慢慢會變成書的一個整體，不論外面的封面、包裝和裝潢，當你翻開裡頭，細節慢慢地出現，這並不是一次過完成的事，而是一步步醞釀的，有些是顯露的，有些是隱藏的，隱藏的位置是需要讀者去發現的，甚至要那位購買的人或讀者有某個情緒或識見才能發現到。所以這一整個是一個延續中的過程和關係，是從我們設計到讀者購買後，閱讀過程中繼續延伸的一個過程，並建立起來的關係。而且這是因人而異，各人不同，可以是對詩或文字有興趣，也可以對『物』本身有興趣。」在第一版設計時，原偉銓打算要讀者割開書頁才能看到內容，有空讀時就割一頁看，割開書頁就成了閱讀的過程，這想法比夏宇出版詩集《Salsa》的時間還要早，只是飲江不同意而擱下了吧。

當然，書籍主要的內容還是文字，原偉銓解釋道：「崑南說鉛字粒搶了書的風頭，某程度上是對的。其實作為設計的人，最不想看到喧賓奪主的情況，覺得這樣就不是恰如其份。」但飲江也同意有時過份一點點也不足為過：「最好的是一件事並非我們所預期的，但十分有意思，看到比文字、作品更加豐富的事情。一個小小的事件，關於文字、關於作品、關於書，帶給不同的人不同的感覺，雖然有些只是三分鐘熱度，有些人會遲緩一點。為文學書帶起一點『波浪』也是一件美事。」

小型出版社給書籍裝幀的可能性

前述文學書的設計和裝幀，書的作者擁有相當的說話權。「現在主流來說，除非很有影響力的作者如董橋，有牛津出版社給他出一系列書的例子，如果不是的話，作者基本上就沒有那麼決定性層面的『話事權』吧。時下也有很多小型自資的出版社，會對書的設計有些要求，相對主流書就能看到不同的地方。從小型出版社來看，似乎是多了選擇和出路。」袁兆昌也補充到，書的裝幀出版，除了讓作者和設計人可以發揮，出版社則作為協調和為設計者實踐的角色外，也希望讀者感到舒適：「我們為書籍做裝幀，不但希望書能讓作者滿意，而且要令讀者覺得手上的書有親和性，易於攜帶。我們以紙張重量為首要考慮，因為許多書都太重了，明顯是出版社沒有考慮讀者閱讀時的情況。書的重量是種學問：學術書不宜過輕，小說不宜過重，這是常識。我們着意的就是在實踐過程中，出版社學會了什麼。每一種書的出版，都是種學習：如何與設計師、作者溝通，成品令各方滿意。」

最後，或許在香港文學書的設計來說，講求的不是專業，而是設計者與作者之間的平衡和友誼而出發對書的愛和要求，希望出版一本書給讀者都是一份貼心的禮物，這種設計與被設計間傳達了對書、對讀者的愛，才是令全個過程最感人和精緻的部分，讓人永遠留在書本的發現旅程裡，不論是文字還是設計裝幀裡頭，都有源源不絕的驚喜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