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由安全口畫廊與藝術家提供
或可大膽地假設，馬琼珠現時展出的個展「去年」，作品可以觸動不少本地觀眾的情緒。作為香港近年其中一位具影響力的藝術家，要看到她的作品不算難事。如果要替她近五年的創作作小結，不難在其創作脈絡中找到幾個關鍵詞：歷史、人物、影像（攝影）、繪畫。她以收集者身份撮取了不同的歷史影像，再經過如雕塑般的加工處理，幾番刪除、放大、素描、上色，此手法已成為她作品的特色。
是次個展，繼承了這系列作品的風格，畫廊以最大篇幅與空間展示了共40幅《last year》，一系列黑白又略帶色彩的人物肖像照嚴肅整齊地並列，頗有視覺張力。這輯作品以日期劃分，最早見於17 OCT 2014，至14 DEC 2014 止，然後以兩個作品──分別是首段的《Leaving》及尾段的《Bird》作首尾呼應。這種部署是經過考量的，前者撮取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的一個影像，後者則撮取電影影像《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聖女貞德受難記）》（1928）的其中一幕。如果我們聚集在時間，或是歷史如何被書寫的語境上，畫廊空間則成了一條時間軸：開首的《Leaving》代表過去的再書寫，《last year》則代表現在逐漸成為過去，尾段《Bird》撮取上世紀一套歷史人物傳記的電影影像，透過對文化再現的複製，成為歷史的再現及虛構。當中的繪畫、攝影、影像關係配置亦處理得細緻。
再說展覽的中心作品《last year》，它與另外兩個作品（或是藝術家的持續創作脈絡）的最大分別，在於她所挪用的影像，其來源是剛「被完結」不久、似近還遠的雨傘運動。藝術家利用手機替年輕示威者們拍下人像照，在作品處理上，影像以黑白輸出，印成每幅差不多等身或稍大比例的半身像，再將細節刪掉，人物樣貌、背景都變得迷糊朦朧，但觀眾仍能從其輪廓辨認出這些都是年輕人（年輕的示威者），她再加上素描、留下刮痕，以及看似沒有章法但細緻的筆觸圖案。馬氏很懂得將時間及歷史化為具體的文化意像，通過美學營造轉譯而得出意義。
這次展覽的其中一個可觀之處，除了純粹細讀作品本身的視覺言語，更是我們都會不由自主地將作品放置到現實社會中，解讀互涉下所產生的微妙關係。這未必是創作者原有的立場，縱然觀乎藝術家不同大小訪問，也見作品的著眼點在於歷史，但這場政治運動，正好爆發出其強烈效應與契機。這不僅存在於社會脈絡之上，也滲透到創作者與受眾裡。借鑑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言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簡單來說，這是指第一世界（或現時可稱作主流）如何看待第三世界的文學，背後直指文化霸權下的狹窄視野。套用到今天的環境裡，特珠的時勢造就出社會「第三世界」的變奏，不論是其內容還是美學處理，當它們對應這個特殊環境來創作，都猶如在放大鏡下百般放大，這刻的時空及歷史也可視為一種身份建構，在以人像為主的創作則更明顯。
運動此刻雖未定性，但在大眾心目中必然存在既定的想像，還看每幅作品的加工處理方法各異，帶有一種強烈的隨意性，也使每個作品及人物變得獨一無二。作品上的人物似曾相識，甚至你我也曾相遇，但從畫面上又無法辨明當中細節，因此，相中人不容易被理解與定義。遠看呈灰階的作品群，從影像中朦朧的表情來判斷，他們不帶悲情或憤恨，反給人一種寬裕輕鬆的感覺，不過是一張張尋常的年輕臉孔。這些反差及拉址正正在「去年」的作品中角力，作品既代表了過去，也不代表過去；既展示了既有的想像與身分，同時也藉著作品否定之。
或正如馬琼珠所言，她並不是為他們發聲，而是留下記憶，這更接近一種解放的責任，另一方面，也無聲地為年輕人們彰顯出他們的獨特性，下了一個詩意的註腳，而不至於受制於單一的集體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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