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鐵志
寫政治、文化與音樂評論。2004年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獲選為年度好書，並於2008年在中國出版簡體版。2007年出版「反叛的凝視：他們可以改變世界嗎？」，書寫從六零年代到當代美國的政治與文化反抗。
那是一個狹窄暗黑的地下空間，充滿著酒瓶撞擊的聲音和繚繞的煙霧；演出爆滿時，你會聞到身旁人興奮的汗味，如果演出很少人時，你會看到小小舞台上演出者奔流的汗水。
這裡是「地下社會」，一個見證台灣十五年來從「地下音樂」到現在繁花盛開的「獨立音樂」的酒吧/live house。
地下社會成立的1996年，正是台灣獨立音樂開始的新階段。就在前一年，「春天吶喊」和「野台開唱」的前身，一南一北成為台灣搖滾音樂季的先驅；rave派對遊走在城市的狂野邊緣；濁水溪公社、骨肉皮在友善的狗發行第一張專輯，而其他live house正前仆後繼進行地搖滾的地下游擊戰。一個搖滾新世界就要展開。
地社成立沒多久， 1976、甜梅號、五月天在此開始了他們還沒什麼人看的演出，但他們很快地改變台灣「地下音樂」的方向，走向英搖、後搖、或者更主流化。進入兩千年後，獨立音樂開始成為青年文化的重要力量：國家花錢補助，商業力量花錢贊助，地方政府則舉辦起結合與陽光與海灘的音樂節，但地下社會卻依然佇立在那個繕魚意麵店的樓下。尤其當師大這一帶已成為文青咖啡館、服飾店與美食的聚集中心，地社的姿態與樣貌卻沒有隨著時光流逝而改變，並且依然是城市中一代又一代拒絕向主流妥協的反叛者，喝酒、聽歌（許多有名或無名的新樂隊）、搖擺著身體的場所。
但這也是最諷刺的。當政府花了大筆的錢說要補助音樂產業、蓋起巨大昂貴的流行音樂中心，甚至補助獨立樂團錄音時，live house卻一再被國家打壓──尤其地下社會這個元老的live house關門的那一天就是貢寮海洋音樂節正在舉行期間。
Live house的困境是一直無法在政府的法規體系中找到適當的位子。長年來live house只能以「小吃店」申請商業執照，但小吃店不能販賣酒類，營業項目也不能有現場演出；若要賣酒就得登記成飲酒店，且只能在商業區開店，並且會被歸類到和夜總會一樣的「八大行業」，和他們具有同樣的娛樂稅、酒稅、消防等規範。
2006年地下社會就因為不堪一直被騷擾和開罰單，而有關門危機。當時立法委員開召開公聽會呼籲搶救Live house，促成文建會發給他們「重要藝文展演空間證明書」並請巿議員要求警局收手做為救急措施。遇到問題的當然不只是地下社會，而是其他所有live house。2010年底，經濟部商業司終於新設「音樂展演空間業」項目讓live house登記，但是相關消防、建築法規卻始終沒有配合修改，問題依然存在。
這些法律不恰當代表政府顯然不了解live house作音樂環境最底層的土壤。政府花錢舉辦各種大型活動、建造大型音樂建築，卻不去幫助真正可以讓音樂從草根發展的環境，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地下社會的結束，除了政府在音樂產業發展上的無能，也反映台灣社會另一個暗瘡。地社近來不斷被開發單，主要是因為當地居民不斷告發，但事實上地社在地下室，一樓是麵店和商店，門前是馬路，並不會影響到居民安寧。這個告發舉動是當地居民組織繼驅離師大附近其他商家之後另一行動，因為他們不希望看到奇形怪狀的搖滾客拿著酒瓶抽著煙在這個高級文教社區出現，破壞他們心目中的純淨之地。
但在師大附近，另類青年文化已經累積了二十多年──從八零年代末的Roxy到Spin，這裡已經成為台北市中最重要的另類風景。如果地下青年們的具體作法干擾到居民（比如噪音過大），雙方可以彼此協調與尊重，而不是以一套保守主義的價值觀，去對政府施壓來剷除城市文化中的異質與多樣性。而這種異質與多樣性，讓各種不一樣的人──邊緣的、地下的、貧困的──可以自在的生活著，並且創造出他們的文化，這才是一個城市的靈魂，一如live house是音樂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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