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張鐵志
1992年，台灣剛解除1949年以來的軍事戒嚴，而這不只是一場政治變革，也是一場巨大的社會與文化轉型，各種積鬱已久的社會力量都得以被解放。
包括音樂的想像。一小群年輕人開始玩起既不同於主流流行樂，也不同於當時搖滾青年普遍玩的「主流搖滾」（如重金屬或硬式搖滾），而是更冷調、更實驗性，歌詞也更尖銳。當時的獨立音樂廠牌水晶唱片看見這股新的聲音，舉辦了幾屆「台北新音樂節」，參與者包括黃韻玲、趙一豪、林暐哲，以及當時還叫吳俊霖的伍佰等人。那是台灣的地下音樂起義。
新音樂運動很快地加入另一種元素：過去長久被壓抑與歧視的台語。母語的使用與新的音樂元素，構成了對主流音樂文化的雙重反叛。新台語歌成為台灣流行音樂史上一場重要的革命。1991年，伍佰寫下第一首台語歌：《樓仔厝》，收在水晶唱片發行的合輯《辦桌》。
1992年，他發行了第一張個人專輯「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生猛的藍調氣味與來自嘉義縣蒜頭村的草根搖滾，是台灣唱片工業完全陌生的聲音。
同一年，伍佰和貝斯手小朱、鼓手Dino 、鍵盤手大貓，正式組成China Blue。
在這個時期直到1994年伍佰and China Blue出版 《浪人情歌》專輯，他們開始在文化人常混的pub「息壤」現場演唱，然後Live-A-Go-Go。逐漸地，伍佰和樂隊成為城市中文藝中年與青年的一則秘密：你知道嗎，這個城市的某個地下室有一個極屌的樂隊演出，他們用台語唱藍調搖滾，你會完全釋放你的苦悶與汗水，你會感受到什麼叫做台灣的搖滾樂…
在1995年5月19日的Live-A-Go-Go，伍佰 and China Blue錄下現場演出，發行專輯「枉費青春」。唱片公司企宣預算極低，只能放棄傳統媒體宣傳，改舉辦全國十場巡迴演唱，並且去論述live作為一種聆聽音樂的新方式，把伍佰形容為「King of Live」。結果是，伍佰演唱會場場爆滿，專輯雖然一開始沒有大賣，但每個月穩定賣出十幾萬張，到年底破八十萬，次年破百萬。
伍佰成為台灣第一個真正的搖滾明星，並且是從新音樂運動中一步步走出來的革命者。
這是九零年代中期的台灣。政治反抗的喧囂與憤怒已經逐漸退去，舊的秩序與價值已然瓦解，從政治到文化都在尋找新的能量：
政治上，反對運動正在崛起；1994年陳水扁帶著「希望、快樂」當選台北市長。當選後的新市政府開始讓政治年輕化、可愛化，例如推動總統府前的空間解嚴。
文化上，本土化成為時代的關鍵字。人們開始挖掘本土的歷史與文化、思考自己與島嶼的關係，並驕傲地說起母語。不論劇場或視覺藝術，都不斷從草根社會挖掘文化素材；過去在主流霸權下被視為「土」的，現在成為新潮。
音樂上，在新台語歌浪潮中，有的人是刻意地宣揚本土文化（如抓狂歌），有的是政治信仰者（如朱約信），還有如林強只是自然地想用母語演唱。
伍佰的興起是屬於那個正在改變的台灣，而他非常清楚知道時代與他的關係，他說，「我沒有那麼重要，是那個社會氣氛到了那個地方，而我剛好在那邊。」但這是謙虛了，因為伍佰and China Blue不只是時代的產物，他們也推著這個新力量往前走的更遠：他們不僅代表了台灣從後解嚴時期到整個九零年代的新社會氣氛，並且在那個歷史的新時刻上，讓樂隊形式的搖滾真正進入台灣音樂的主流文化，從此改變流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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