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觀點 Column

超越共軛複數的新媒體藝術表演
上層分類:焦點文章

超越共軛複數的新媒體藝術表演

圖文/ 邱誌勇 教授

新媒體藝術表演(或稱「數位表演」)的歷史可追朔至希臘的「機器神」(Deus ex machina),及華格納的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概念,再到十九世紀晚期路易・富勒(Loie Fuller),以及1920年代包浩斯藝術家奧斯卡・施萊莫(Oskar Schlemmer)對於舞蹈與科技的實驗。

其實,二十世紀早期的前衛藝術與當今數位表演的理論與實踐密切相關,這些理論與實踐時常與未來主義、結構主義、達達、超現實主義以及表現主義有關。其中,未來主義美學與哲學在當今使用電腦科技的表演裡佔據著極為重要的位置,但是未來主義對於新媒體藝術,尤其是數位表演的重要性卻始終被低估了。史蒂夫・狄克森(Steve Dixon)在《數位表演—戲劇、舞蹈、表演、裝置中的新媒體藝術史》一書中便透過「身體」、「空間」與「時間」三面向來探討戲劇與表演的基礎,而三個概念在那些採用電腦技術與科技的表演實踐中早已歷經諸多改變。

[1]

約莫從2010年開始,新媒體藝術表演成為國際上表演藝術文本的顯著形式之一;其作為一種獨特類型,綜整了各種藝術類型,並創造出獨特表演形式。此般的混種(hybridization)形式猶如是「共軛複數」的概念,所謂「共軛」是指將兩頭牛硬綁在一起工作;而「複數」指的是既有實數,又有虛數的複雜之數。成雙成對是因為兩個複數各自擁有實數,又共享虛數。[2]在表演藝術與數位科技間的間隙(interstice)更成為一種未知的境地,超越了共軌,或複數的區塊,融合成一種創意實踐的可能。科技跨域的具體展現與劇場、舞蹈等表演形式快速結合,並以「跨藝術」或「跨媒體」的藝術實踐,強調著音樂、舞蹈與戲劇等各藝術元素有機的融合(organic fusion)。以「跨界」的思維出發,新媒體科技劇場的展演中,文化的、實體的以及數位的資料更被「並置」或「交織」成一個極其複雜的、混雜的、虛構的、實體的以及虛擬的情境。

(上圖:《我和我的午茶時光》-2-攝影林政億 狠劇場提供)

74feature02(梨園新意‧機械操偶計畫-《蕭賀文》實驗表演(黃文浩提供))

具體來說,影像變體與數位科技介入之後的新媒體藝術表演文本與美學實踐,正是數位科技世代的新範式。新媒體藝術表演扭轉以敘事結構為導向的焦點,轉往過程性、觀念性與實驗性的取徑邁進,且以動態的、互動的、集體創作的、可客製化的,以及多元的藝術形式呈現。大部份數位藝術表演本質皆屬於情境性,並與觀眾相互連結。鑑於此表演文本的獨特屬性,此新創作形式涵納多元的媒體應用,其展出的模式或方法更對傳統美術館白色方塊空間,或舞蹈戲劇的鏡框舞台造成衝擊。蘿拉・龔戴爾(Laura Grondahl)便犀利地指出,當代數位藝術文本的展演過程即呈現出一種「景觀設計策略」(scenographic strategy),即:憑藉空間與視覺工具、藉由將觀念內涵轉化為感知形式,以及藉由觀者的認可與詮釋,來表達敘事言說之概念。[3]換言之,透過景觀舞台設計般的行動,將空間隱喻為意念,開啟溝通的管道,而此種展演空間轉變的思考,在過去十餘年的跨領域表演中,結實扮演著重要角色,使得建築和鏡框結構不再僅是文本的棲所;反之,是使作品與觀眾得以互動融匯,創造體現式的沈浸空間。

以台灣創作場域為例,年輕世代的新媒體(數位)藝術創作者轉以替代方式展現出驚人的力道,從近年來新媒體藝術相關節慶展演[4]中的作品可以窺探到,源源不絕的創意與成熟的藝術性,甚至邁向國際增加了許多曝光的機會,這也是台灣新媒體藝術表演發展的一股重要活力。多元的作品紛紛結合舞蹈、表演、數位媒體影像、聲音藝術元素與互動裝置的創作,透過表演藝術與互動裝置結合,呈現出融匯數位科技的藝術美學。例如:在《蕭賀文》中,創作團隊一改「人」作為表演主體的傳統,將「偶」當成「被觀看的人/物」,並將此「科技身體」當成一個客體般地進行塑造,透過這個虛擬身體來展示普世人們所期望的肉身。創作團隊透過刻意的操弄,讓真實的人(蕭賀文)成為偶(黃安妮)的「靈魂」﹝無論是作為黃安妮的燈光師,或是兩人共舞﹞;同時,人(程式設計師)所設計的電腦程式也成為黃安妮的另一個靈魂。在主體人/偶的「機械展演(操演)」中,人們可以認知到,這個在特定空間場域中的展演是一種虛構,透過刻意對「偶」的操弄,讓觀者在淒涼虛無且詭異的氛圍中,有意識地認知人與偶在彼此交互關係中進行著「表演」的過程,更探究「肉身」與「靈魂」間的哲學議題。

74feature03(罪惡之城 靜態(北藝藝術與科技中心提供))

更激進的,王俊傑的《罪惡之城》採取全然前衛且具實驗性的危險策略——取消「人作為表演者」的預設,以機械動力、錄像作品與模型造景為舞台上的主角。其帶著動力機械藝術家的新視野,進入一場全新體驗冒險。為了豐富視覺展現,王俊傑應用新的物質與新機械裝置在此《罪惡之城》的創作中,且在極度冷調的科技舞台上,融匯了多元造型與形式、似有若無的情感,以及數位聲光影特效,《罪惡之城》的舞台與劇場效果如實地將傳統劇場舞台空間轉換成當代視覺裝置藝術的氛圍,創造出科技藝術表演的新詮釋。這樣的科技藝術表演結實地全然擺脫傳統美學理論約束,頑強地不受傳統詮釋美學關注理解一部藝術作品完整性的控制。

此外,有別於傳統劇場裡觀眾的身體是被動的,周東彥的《我和我的午茶時光》採用行動電話和平板電腦作為創作媒材的美學策略,作品更體現當代人透過媒體科技的「無口語」(non-orality)溝通方式,讓文本可以毫無顧忌的跟隨當代人的腳步,親身體驗互動介面與動態影像如何改變一個人對於這個世界的感知。在《我和我的午茶時光》中可見的是觀眾在劇場空間的經驗已然不僅單單的作為「觀眾-觀賞者」的「體驗式經驗」;同時,也轉變成文本的「導演-創作者」。即,藝術家與導演-創作者意識到科技劇場的操作性(manipulative)、即興性、危險性潛能。因此,其目的便是在於讓個別觀眾與觀賞者更清楚意識到自己不再是群眾中的一員,也因此能創造出更大的衝擊也創造出更本質性的差異。當觀眾的角色轉變成「觀眾-表演者-創作者」時,即能產生對話,也因此能改變觀眾的本質。

74feature04(《薛丁格的黑盒子》 木天寮互動設計公司 提供 吳燦興 攝影)

更進一步地,在《薛丁格的黑盒子》的破敘事結構劇情中,不僅打破了鏡框世界,觀眾(參與者)的身體更進一步地成為主動的行動者(agent),且觀影的經驗變成一種參與式的體現經驗。擅長利用新科技進行創作的數位藝術團隊—「木天寮」在《薛丁格的黑盒子》更直搗當代科技劇場的創造,以密室逃脫為核心命題,打造一場「正在發生」的劇場式展演。正因為媒體科技大量被引進到劇場的創作中,促使了劇場文本呈現出多元的面貌,也改變了「劇場性」的本質,以致,觀影的經驗變成一種參與式的體現經驗。觀眾同時意識到他們既「存在於他們的身體裡」,同時也「存在於舞台上」;這兩者之間的空間交流被啟動了,這個空間即是體現視域的本質。

綜上,新媒體藝術跨域表演文本的形式混雜的,且此新的表演形式整合了音樂、影像、聲音、電影、錄像的非線性敘事,以及多層次的場地敘事,同時還整合了歷史的、文化的,以及政治性的文本、角色、人物個性、空間場地的氛圍等。結合科技之趨、匯聚之勢,新媒體藝術表演文本的發展已實現人們對「科技未來」的想像,其中也涵納重新設定藝術機構與藝術展演的想像。新媒體藝術的展演似乎正在渴求一種平行的、可傳遞且即時資訊空間,在此空間中允許所有共同合創的藝術家與作品間能夠相互構聯、共同創作,並以可穿透且彈性的方式呈現作品。


[1]Dixon, Steve. Digital Performance: A History of New Media In Theater, Dance, Performance Art, and Installation.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7), pp.9-16.

[2]蔡淑玲,〈間際〉,《疊韻》,頁4

[3]轉引自Margaret Choi Kwan Lam, Scenography as New Ideology in Contemporary Curating and the Notion of Staging in Exhibition (Norderstedt, GRIN Verlag: 2013). p. 27.

[4]各國對新媒體藝術表演的用語皆不盡相同,以台灣來說,「科技藝術節」、「數位表演藝術節」、「科技藝術節」或「數位藝術節」中的「數位藝術表演獎」都是指涉同一種新媒體藝術跨領域表演的新型態。

(本文刊載於art plus no.74  2017/12-2018/01  p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