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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夢和星洲之旅:赴港發展與下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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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夢和星洲之旅:赴港發展與下星洲
/申雁冰
當潘迪華的《梭羅河畔戀曲》(Bengawan Solo)的悠悠南洋旋律響起,在新加坡熱鬧的中國城吃飯的周慕雲,接到蘇麗珍來自香港電話,欲言又止的沉默,默不作聲的隱忍、渴望和無奈,都在香港那一頭的電話掛掉後,然而止。

憂鬱迷人的舊香港,周慕雲與蘇麗珍的情感從那張「幫我訂去新加坡的船票」開始。去往星洲的船票,藏著百般依戀柔情,又是出逃苦悶婚姻、尋找愛情的理想島嶼。 彼時的星港,千絲萬縷,冷戰大背景和共同的離散華人身份,兩座離岸島嶼之城,作為避難所的繁華香港和哼著馬來戀曲的迷人星洲,血脈貫通。

 

Lee Fook Chee Aberdeen Hong Kong

Aberdeen, Hong Kong, Lee Fook Chee

李福志的遭遇,是戰後無數南洋人的縮影。1927年生於新加坡的李福志飽嘗疾苦,從小被人收養,彼時下南洋的華人多是苦力,十分艱辛。1947遠渡香港討生活,作港口漁民。在做苦力間隙,李福志自學攝影,在香港山頂向遊客賣自己拍攝的香港風景照。這些黑白攝影,被媒體稱作「五十度灰的香港」,在這位南洋來的窮苦勞工眼中,戰後的香港百業待興,黑白影像,這城市疏離又親近。李福志的攝影之路,代表了彼時星港藝術交流狀態,在藝術之前,謀生是首要,彼時的兩地遠沒有今天這般發達,都從廢墟中重建生活。

赴港謀發展,是彼時南洋華人流行的生存之道,也成就了許多成功故事,南洋人在香港實現了「香港夢」,許多成功的香港故事,特別是文化領域,都始發於南洋。這是因為,彼時的南洋還是窮苦的第三世界殖民地,不富裕的南洋當地土著社會作為外來者的華人生存艱辛,且多中國南方沿海諸省前來討生活的窮苦大眾,香港卻是進入中國的門戶,中國戰亂使得大量內地資本家、高級知識份子、精英南來香港,資本雄厚,人力資源發達,緊鄰中國本土,市場廣闊。

輝煌的港產片的始作俑者,是從星洲北上的邵氏資本。邵氏主創人於1930年在新加坡正式成立邵氏兄弟公司,旗下經營多家戲院和電影發行,1938年更名「南洋影片公司」。新加坡是邵逸夫早期創業的發祥地,也是邵氏電影的另一重要創始人、邵逸夫妻子方逸華的發家之地,新加坡為邵氏電影打下雄厚基礎,1957年,邵氏電影遷往香港,開始了輝煌的華語電影新時代。香港電影的發達之路,始於星洲的長期滋潤。

以言論自由、百家爭鳴而聞名的香港報業,同樣得益於星洲的滋養。香港歷史悠久的《星島日報》 以及同屬星系的《星島晚報》、《星島晨報》、《天天日報》、英文《虎報》等7份由「報業女王」胡仙掌管的星島報業,脫胎於南洋富商胡文虎1919年在新加坡創立的《星洲日報》,此外還有他在緬甸仰光、馬來亞檳榔嶼、荷屬東印度、泰國辦的《星仰》、《星檳》、《星巴》、《星暹》等星系南洋華文報紙。香港華語傳媒業的興起,離不開新加坡和南洋的培育,胡文虎兄弟在星港兩地均有虎豹別墅物產,見證了彼時星港兩地密切的資本和人員交流。

 

南洋人「赴港謀業」,不僅謀商,也謀仕途。可以說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之路,也是南洋人赴港再北上的路。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伍廷芳,就是從南洋的六甲來到香港,在香港做執政大律師和首位華人太平紳士,因南洋和香港同屬英殖民地,生於南洋發跡於香港的伍廷芳,在東西之間遊刃有餘,以香港為跳板,進一步北上作李鴻章幕僚,成為晚清外交主力,一直影響到民國初年。

香港最有名的新加坡人,大概是蔡瀾這位香江文化才子。長期在香港發展的蔡瀾,他的新加坡人身份幾乎已被人們遺忘。蔡瀾講粵語,做香港各大美食節目和談話節目,已經成為香港人的代表,似乎沒有人會記得,他是個地道的新加坡潮州人。在以內地的上海、江浙、廣東等地南來精英為主要構成的香港知識份子圈,蔡瀾代表了香港文化界的另一股人才流,即南洋華人。今日,新加坡的知識精英和文化領袖,也依然選擇香港作為發展地,本籍新加坡的邁克, 以機智而辛辣的筆鋒,亦詼諧亦刻薄地寫活了通俗、飲食、情色、兩性,還以廣東話和流行語入文,出版了《坦白說,親愛的》、《狐狸尾巴》、《吹皺一池春水》、《我看見的你是我自己》等廣受歡迎的作品,成為又一獨具特色的香港作家。

新加坡文化人選擇赴港發展,首先在於新加坡種族多元、華語式微,在中文教育和中國文化發展方面欠缺土壤,也在於政府不斷英化的語言政策和嚴格控制言論治理方式,使得新加坡難以有天然的文化優勢,過多人為的製造設計。此相比,香港輿論自由,各種思想流派自由碰撞、火花不斷,加上精英集聚,人才輩出,以及市場化的創作環境,新加坡人「赴港發展」產生了吸引力。

那麼,「離港下星洲」又是怎樣一番體驗? 香港作家劉以鬯的星洲之路或許可以給予我們啟發。如果對劉以鬯和他的小說《酒徒》不了解,那就去看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和《2046。周慕雲就是小說《酒徒》的主人公,《酒徒》是劉以鬯的半自傳小說,記錄了他離港赴星洲年的際遇,這些對星洲的記載成就了劉以鬯,從此真正確立了他香港代表作家的地位,星洲之旅他作為一個香港作家的創作巔峰。上海人劉以鬯,因內地時局所逼,被迫南來香港,然而在香港的劉以鬯鬱鬱不得志,漂泊無所依,因人際不合,憤而離港,1952年至1957年,轉而南下新加坡謀求發展,卻沒想到遭遇事業更大的打擊,在新加坡和吉隆玻等地辦的幾份報紙,皆以失敗告終。劉以鬯在新加坡感受到了「真切的孤獨」,常常光顧新加坡各大舞廳,這段經歷也就是周慕雲的原型。就是在這段時間,劉以鬯創作的華語文學為新加坡和南洋文學留下一筆豐富遺產,他創作的《星嘉坡故事》、《蕉風椰雨》、《熱帶風雨》等,結合當地福建話、潮州話、粵語和馬來語,創作出南洋文學的獨特語言,客屬總會、金陵大飯店和中岜魯等新加坡地名,也常出現在其作品中化作新加坡的風景。在星洲,劉以鬯與原是舞女的太太羅佩雲相識恩愛,1957年與太太一起離星返港,從此定居香港,結束上海/重慶/香港/新加坡16年漂泊生活,成為香港作家。星洲對港人來說是一段旅途,終要再次歸港,將香港這個漂泊的離島,變為歸屬。

另一段「下星洲」的軼事,是金庸先生從香港南來新加坡辦報,一方面擴大了查良鏞的報業版圖,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金庸的另一部新武俠小說《笑傲江湖》,事實上,金庸創作手稿大部分已經難以尋覓,卻唯獨在新加坡的老報人手中發現了珍貴手稿。1967年,查良鏞與新馬商人合作創立《新明日報》,後來又分設「新版」和「馬版」,在副刊和小說版面上,港、新、馬三地一致,同時發行,星港在報業傳媒領域被金庸納入同步發展,《新明日報》也很快躋身新加坡銷量最多的報紙行列。而為了推動《新明日報》的發行,金庸得地為其創作了新武俠小說,讓沒有知名度的報紙可以現有一個讀者群,將經營維持下去。於是在《新明日報》創刊后,金庸特地寫了《笑傲江湖》,成為日報亮點,當時的情況是,追這部連載小說的金庸迷,只能在這份新加坡的《新明日報》上先讀到最新章節,而遠在香港的《明報》只有一兩天后才能讀到。金庸還把在香港寫好的《笑傲江湖》原稿空運到新加坡,來到新加坡后,就在新加坡的《新明日報》編輯室續寫《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珍貴原稿在新加坡的保存,讓金庸與新加坡聯繫,也讓彼時作為世界華人文化中心的傳奇香港,通過金庸的武俠世界和遼闊江湖,與新加坡一道構成華人的想象共同體。

新加坡這種「星洲之旅」的屬性,在當代文化藝術領域同樣存在,香港藝術節執行總監何嘉坤(Tisa Ho)2006年回港之前,一直擔任新加坡藝術節總監。如今已北上北京發展的香港藝術家謝克,也曾在新加坡開展藝術事業,曾投資新加坡藝術博覽會,並在新加坡做代理中國藝術畫廊。可以說,星洲啟發了香港,在新加坡的見聞經歷,極大影響了離星或返港後的定位。但對於藝術和文化創作者而言,特別是華語世界裏,新加坡是一段旅程,香港則多了逐夢的期待。

(本文刊載於art plus no.73  2017/11 p14-17)